改革权力机构，建立“四百人会议” ：

1、目的：进一步打破贵族的专权
2、措施：
（1）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公民大会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职权有有权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有权利选举国家公职人员。梭伦改革的最大进步之处就在于将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扩大到了包含第四等级在内的所有公民，这就打破了公民大会做为贵族政治的附属品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广大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削弱了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是雅典政治民主的一大进步。
（2）组成“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即是雅典政治的进步表现，又是雅典民主政治局限性的集中体现。首先，参加“四百人会议”的成员只有雅典最初的四个部落；其次，第四等级公民和其他人如奴隶、外来人无权参加“四百人会议”；再次，“四百人会议”实际执掌最高统治权。所以，“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在雅典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打破了世袭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到政治管理中来。
（3）设立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
梭伦改革首创陪审法庭制度，这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措施，是公民“参与审判”权利的表现，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陪审法庭有审查任何诉讼案件、起诉已判决案件的权利。陪审员从各个等级的公民中抽签产生。这就打破了贵族对司法审判权的长期垄断。梭伦还废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制订了一些新的法律。在梭伦改革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民指责它不是用墨水所写，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都不得处以死刑。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这是古代雅典尊重人权的一个表现。
3、影响：
（1）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国家政权，中下层平民也取得一些民主权利；
（2）有限的津贴使农民手工业者无法经常参政，实质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

梭伦改革的积极意义：

1、消灭了债务奴隶制，稳定了小农经济，确保了雅典公民经济上的独立，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
2、按财产划分社会等级的措施扩大了享有政治权力者的范围，通过权力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多的人享有政治权力。
3、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巩固了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
4、梭伦的政治改革完善了雅典的国家制度，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为民主政治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克利斯提尼改革：

1、时间：
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推行改革
2、主要内容：
①以10个新的地域部落代替旧的4个血缘部落；
②建立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
③设立十将军委员会；
④制定陶片放逐法，防止僭主政治。
3、作用：
以新的地域组织代替原始血缘组织；使所有公民有机会参加政治事务，使雅典牢固地确立了民主体制。

克里斯提尼及其改革：

克里斯提尼出身于雅典名门大族，公元前509年，他依靠平民驱逐斯巴达支持的贵族派代表萨洛拉。公元前508～前507年，出任执政官，推行改革。改革后，雅典以新的地域组织，代替了原始的血缘组织，一般认为，它标志着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他的改革使雅典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最高级的政治事务，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比梭伦的改革“要民主得多”。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
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糅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现在则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里斯提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2．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里斯提尼便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
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创新：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只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500成员按部落分为10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50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
3．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现在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
4．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一、原因：
孝文帝改革；
北魏发展经济政策；
民族大融合的影响。
二、表现：
1、农牧业的发展：
（1）表现：
①生产工具的改进：整地碎土工具的复杂化与精耕细作；
②耕作技术的提高：“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顷不比亩善”；
③重视兴修水利：有水田之处通渠灌溉；
④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的发展；
⑤荒地得到更多地开垦，粮食产量提高，人口增殖。
（2）原因：
①政府政策的调整即孝文帝改革推行的均田制、三长制和租调制；
②民族大融合的影响；
③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等。
2、手工业的成就：
（1）表现：
①丝织业发展达到魏晋以来的最高水平：绢布产量大增，府存绢帛多；
②制瓷业的发展对唐宋时期北方瓷器的繁盛有直接影响：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制瓷业又发展起来。北方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与南方不同，一般器型较大，以尊、瓶、罐、钵之类居多。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较厚，玻璃质强，流动性大，器表往往有玻璃质流珠现象。器物多以莲花瓣纹、忍冬纹作装饰，装饰方法有堆贴、模印、刻划多种。北方青瓷的莲花纹饰与佛教的盛行关系密切。
（2）原因：农业、商业的发展，孝文帝的扶持政策。
3、商业活动的活跃：
（1）表现：
①洛阳大市场的繁荣：设有专门管理贸易和税收的官吏；货源充足、交易活跃，商人实力雄厚。如市场上金银、锦绣、瓷器、漆器等，应有尽有；全城十多万户居民中，有上万户来自各地的商人，其中包括来自远方异国的商人。
②重新铸造铜钱；
③对外贸易有长足发展：与朝鲜半岛诸国、日本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都有贸易往来。
（2）原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孝文帝铸造铜钱，重视和支持商业。

政权封建化的加速：

政权封建化的加速概况：

1、措施：
①尊儒崇经，兴办学校：孝文帝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建孔庙并亲自祭拜，起用儒家人士，兴办太学，教授儒家经典，培养人才。儒家文化是汉文化的主体，儒学既重外在的行为规范又重内在道德的自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②恢复汉族礼乐制度：所谓礼乐制度是周代最早对“礼”(祭祀、朝食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制度，是对宗法制和等级制的强调和固定。孔子对礼乐制度加以系统的理论说明，提出“仁”的理念，高扬仁爱与和谐的思想，用以提升和深化已有的礼乐文化，使礼乐文化进一步成为礼仪文化，历代统治者沿用这一制度来维护统治。孝文帝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废置鲜卑族的祭祀礼仪，改用汉族的祭祀礼仪，加速了政权的封建化，最终维护鲜卑族的统治。
③采纳汉族封建统治制度：孝文帝仿汉官制，制定北魏官制。修律令，废除一些带有奴隶制成份的落后残酷的法律，保证了汉化政策与制度的施行。
2、影响：
北魏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与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的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孝文帝改革祭天礼仪：

鲜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族所崇拜的天、神，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反映在祭天的仪式上亦颇不一样。如北魏前期有一种“西郊祀天”的仪式。据《魏书·礼志》记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以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用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这些情况说明拓跋氏贵族一直保持着自己民族古老的原始崇拜。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下令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而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前数年，孝文帝已经开始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圆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祭祀，改而祭祀汉族的天、神，这本身表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已广泛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了。

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鲜卑劳动者成为农民，鲜卑贵族成为封建地主，汉族的风俗习惯成为整个社会风俗习惯的主题。鲜卑的畜牧业经验，服饰显示出先辈的文化精华融入汉文化。

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1、表现：
（1）生活习惯的汉化：
①鲜卑族经济方式的变化：鲜卑族筑起简陋的房舍，经营小块土地，最终脱离了游牧生活和部落联系，开始转向中原汉族的农业文明。
②鲜卑族的阶级成分的变化：迁居洛阳的鲜卑族劳动者陆续成为中原的农民，贵族占领良田成为中原的封建地主，有的还兼事工商业。
③生活习惯也发生变化：汉族风俗习惯成为整个封建社会风俗习惯的主体。
（2）鲜卑族优秀文化的融入：
①鲜卑族畜牧业生产经验的融入：如北魏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总结了北方先进的农牧业生产经验，对北方的经济生产起着一定的影响。
②服饰与风俗的融入：如诗歌描写汉族女子“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③食物的融入：如教材插图《汉人胡食画像砖》就是明证。
2、影响：
北魏孝文帝改革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鲜卑拓跋氏贵族与汉族世家的联姻：

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不是一种个人的意愿，而往往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维系与巩固家族利益的重要手段，人们通过它来攫取或拓展最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一点在孝文帝倡导的拓跋上层与汉族世家大族的互通婚姻中有很切实的反映。为了巩固两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联盟，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联姻，他自己将中原世家大族之女纳入后宫，据《资治通鉴》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充后宫，陇西李冲……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与此同时，孝文帝还替他的五个弟弟聘娶中原汉世家大族之女为妻，这些世家大族之女，不是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就是出自陇西李氏。
婚姻是双向的，孝文帝在倡导拓跋贵族娶汉族世家大族之女的同时，又鼓励北魏公主下嫁汉族地主，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之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种胡汉通婚的做法，大大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速度，争取到了一大批汉族地主对北魏朝廷的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