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之法：

1、目的：改变积贫的局面，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发展生产。
2、内容：
①青苗法：
宋仁宗时，陕西百姓缺少粮、钱，转运使李参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②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此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
③募役法（免役法）：
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④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⑤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此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⑥均输法：
主要内容有：要求发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必须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节省货款和转运费。另外，还赋予发运使一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斟酌某时某地的具体情况适当地采取一些权宜措施。这就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3、作用：
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王安石变法概述：

1、背景：
（1）北宋中期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2）民族矛盾激化，辽、西夏威胁；
（3）宋初空前强化君主专制集权，出现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积贫积弱局面；
（4）庆历新政失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改革呼声强烈，宋神宗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变法。
2、性质：
王安石变法是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是社会改良性质的改革。
3、历史地位：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但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注定改革必然失败。
4、积极作用：
（1）在经济方面，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抑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2）在军队方面，节省了军费开支，同时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有效的解决了冗兵的问题。
（3）在文化方面，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利于思想解放，培养了大批学以致用的人才。
（4）王安石变法使得宋朝的国力由弱转强，一度扭转了统治危机，积贫积弱局面有所改变，短期内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5、局限性：
（1）变法没有触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它不可能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的危机。
（2）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负担依然沉重。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1、原因：
（1）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阻挠和破坏。（这是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2）宋神宗在变法后期的动摇。
（3）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废除了新法。
（4）在变法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2、启示：
（1）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2）改革是革除社会弊政，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
（3）改革必然涉及到某些人的特权和私利，因而会有阻力，甚至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因此，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行动要坚决彻底，要注意用人。

王安石的用人与变法失败的关系：

在学问、道德与人品方面，王安石都是一流人物，在这一点上，连他的政治夙敌也不得不肃然起敬。但他的变法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原因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一批有才无德的“小人”成为王安石的最得力助手，导致变法在执行时走样，不得人心。
被称为“护法善神”的吕惠卿是一个极有政治天赋的人物，王安石曾对他称赞不已。熙宁初年王安石初为参知政事时，曾对宋神宗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从新法的实行过程来看，安石此话不假，如果没有吕惠卿的坚决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工作不会那么顺利。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吕惠卿的弱点同样非常突出，这就是他的私心太重，心胸狭小。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这种自私的秉性暴露无遗，具体表现在：第一，为达到取代王安石的目的，大说王安石的坏话，损坏王安石的名声；第二，排挤曾与自己共同主持新法的同僚，对此，沈括、韩绛等人很有意见；第三，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及亲朋好友，如其弟吕升卿、吕和卿、妻弟方希觉等人，在吕惠卿政务期间迅速得到提升；第四，谋取私利，大肆置办田产。
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邓绾，也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他有句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其为人。但就是这种人，却一直得到王安石的提拔。邓绾依靠高超的献媚术，迅速升到御史中丞、龙图阁侍制的高位。他利用言官的弹劾权，确实为王安石帮了不少忙。但他人品太差，见风使舵，谁有用就歌颂谁，谁无用就贬损谁。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他见吕惠卿有代王安石的可能，于是跟在吕惠卿的后面说王安石的坏话，俨然成为吕惠卿的忠实信徒。王安石复职后，邓绾又极力掩盖自己的行为，故意拉开与吕惠卿的距离，甚至又说起吕惠卿的坏话，“奋力”揭发吕惠卿私置田产等不法行为。邓绾的露骨做法不仅使宋神宗很生气，连王安石也觉得此人太没有原则性。宋神宗厌恶其为人，亲自下令罢免了邓绾的官职。不久以后，王安石便辞职，结束了他的变法生涯。
在识人用人方面，王安石相当的书呆子气，他自己是君子，往往就认为他周围的人也是君子，他的这一缺点对变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变法期间，由王安石提拔的一大批新锐官员都被人们视为“小人”。在王安石罢相前后，宋神宗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王安石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退居江宁养老时，才逐渐对此有所认识，但那时已经晚了。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
（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