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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中国、印度、希腊及犹太四大文明在哲学上有重大的发展,其影响至今不变。这些影响可分为:①参悟生死问题;②确认神人关系;③探索人的理性;④安排人伦秩序。导致上述影响的四大文明依次为
    [     ]

    A.中国、印度、希腊、犹太
    B.犹太、中国、印度、希腊
    C.希腊、犹太、中国、印度
    D.印度、犹太、希腊、中国
    本题信息:2011年同步题历史单选题难度一般 来源: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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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题 “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中国、印度、希腊及犹太四大文明在哲学上有重大的发展,其影响至今不变。这些影响可分为:①参悟生死问题;②确认神人关系;③探索人...” 主要考查您对

孔子和早期儒学

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

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学派)

阿奎那的“君权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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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奎那的“君权神圣”

孔子和早期儒学:

人物 主要内容 主要作用
孔子 (1)思想核心——“仁”。
(2)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3)主张“克己复礼”,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
(4)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5)整理《诗》《礼》《书》《易》《乐》《春秋》,是为“六经”,即儒家的经典,对发展儒家文化、繁荣学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其民本思想,对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和永恒的价值。
(2)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春秋以来的学术下移运动,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
孟子 (1)主张实行“仁政”;
(2)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3)主张“性本善”。
(1)吸收其他学派,总结和改造儒家思想,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
(2)积极推动儒家思想迅速传播,到战国后期使其成为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荀子 (1)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2)提出“君舟民水”的观点,强调人民群众力量的巨大。
(3)主张“性恶论”,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

1、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2、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
3、孟子“仁政”、“民贵君轻”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冷遇。



春秋——孔子: 

主张和贡献: 
1、核心:
是“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政治思想:
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保守部分;
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包含民本思想。 
3、教育思想:
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战国——孟旬: 

1、孟子: 
①发展了仁,提出了“仁政”  
②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 
③伦理观:性善论 
2、荀子: 
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②民本思想:君舟民水 
③伦理观:性恶论 
④制天命而用之  历史地位:经过孟子、荀子对儒学的总结与改造,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儒家思想的形成:

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在对先秦思想文化进行粗暴否定的同时,也使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低潮。
至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的建立,太学建立,儒学获得了官方地位。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
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
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
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
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
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
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
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
孔子以后,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
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
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
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
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
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


佛教的传入:

西汉末,佛教经中亚传入;汉明帝派专使到西域求佛法,立洛阳白马寺,佛教在中国传布开来。汉朝时期,佛教传入不久,人们对佛教的了解也并不多,但此时的传入,为后来的广布提供了基础。

道教的形成:

道教是以黄老学说与神仙方术结合为基础,又杂入了阴阳五行学说等,逐渐形成的宗教。
《太平经》是道教的主要经典,其内容非常庞杂,大部分内容为布道教化和伦理道德,也有些内容提出了反对富豪聚敛财产,主张自食其力,救穷周急等观点,这些观点对平民极有吸引力。
东汉末年,道教分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派别。

道教的改造:

道教源于民间,土生土长,常常成为民间结社的工具。东晋南北朝时期,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对它加以改造。这个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把道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使道教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二是吸取佛教的诫规,模仿佛教的寺院组织,建立道观,发展势力。葛洪在医学、化学方面有重要成就,陶弘景也精通医学。道教的健身法、拳法促进了中国武术的进步,他们的炼丹术无意中促进了古代化学的发展。


佛教概况:

1、教义: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发源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为该国太子乔答摩·悉达多(后被佛教徒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所创立。其基本教义认为,现实人生就是“苦”,生老病死等等全都是苦。痛苦的原因由每个人自身的“惑”(指贪、痴等一切烦恼)、“业”(指一切身心活动)造成的。“惑”“业”引起的善恶行为,又产生轮回报应。摆脱痛苦的唯一道路,就是学习佛教经典,遵守戒律,打坐静修,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进入不生不灭的最高境界“涅槃”或“解脱”。这种教义,要求人们放弃对现实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弃对现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而追逐虚无的“不生不灭”。它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2、分布: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在许多国家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
其分布的范围大体是:
①中国大部分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
②中国的西藏、内蒙古和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区,是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③中国的傣族聚居地区和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
④近代以来,佛教也传入欧美各国。
3、对我国文化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①在哲学方面,佛教的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人生论、认识论和辩证法,都曾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我国传统的儒、道两家哲学原本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佛教的唯识法相宗,长于名相的分析,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有极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从而弥补了我国哲学的不足。又如以华严宗为代表的佛教辩证法,以“圆融无碍”为核心理念,打破了一切人为的界域,将差别、矛盾、对立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这又大大丰富了我国传统的辩证法。 在文学方面,不少由梵文翻译过来的佛经,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
②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意境、新的文体、词语等。如《法华经》《维摩洁经》等激发了神魔小说创作的热潮,汉末“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禅宗的思想,对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演述佛事的变文的出现,推动了后来的平话、小说和戏曲几种文学体裁的发展。
③至于佛教对我国文学创作命意遣词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如世界、无常、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相对、绝对、大千世界、清规戒律、一针见血等都是直接来自佛教的词语。另外,佛教还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用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④在艺术方面,随着佛教的传播,兴起了建塔造像的佛教艺术,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塔寺建筑。其中有不少仍保存至今,成为我国一些地区的风景名胜。世界闻名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更是我国雕塑艺术的宝库。由于佛教宣传的需要,壁画和版画也发展起来。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皆以擅长佛画而知名于世。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刊印在佛经上的释迦说法图。
⑤佛教禅宗的思想,还影响到王维一派的文人画和宋元以后的写意图。古印度和中亚的佛教音乐和舞蹈,也逐步传入中国,在寺院的宗教活动中进行表演。唐代的音乐,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
⑥在天文、医药等方面,佛教的影响也十分突出。8世纪的高僧一行,制定《大衍历》,测定子午线,对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⑦至于医药,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医方,仅隋唐史籍的记载就达十余种。藏语系佛教的《大藏经》,更是保存了大量医学著作。

道教对我国文化影响:

道教是植根于中国本土,发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宗教。它诞生之后,就对中国文化直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国文化随处可以见到道教影响的印迹。
1、在哲学方面,道教的宇宙发生论、生命哲学和实践功夫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唐末五代及宋初道士陈括创无极图,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为宇宙发生顺序。后来宋明理学家即取此说顺行为宇宙发生论的典型理论框架。道教以精、气、神为生命三要素,主张“性命双修”,既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又重视生理健康的养护,这对宋明理学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从单纯的心性之学向兼重养生、炼形等方向发展。
2、在文学方面,道教的影响极为广泛。许多收入《道藏》的神仙传记,如汉代刘向的《列仙传》、晋代葛洪的《神仙传》等,都是文笔优美的散文,是具有独特风格和价值的文学作品。道教还深刻地影响到民间文学和文人的创作。我国著名的几部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人物有以如来佛和玉皇大帝为首的佛、道两个系统;《水浒传》里有《张天师祈禳瘟疫》《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公孙胜斗法破高廉》等章回;《三国演义》有诸葛亮预断凶吉、呼风唤雨等情节;《红楼梦》有形影相随的一僧一道,无不反映出道教的影响。
3、道教还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家艺术想像力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李白诗作中那种瞬息万变的丰富想像力,就同他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有着明显的关系。
4、在艺术方面,道教的宫观建筑和雕塑绘画艺术,丰富了中国的园林和艺术,山西永乐宫壁画至今仍是受到世人瞩目的艺术殿堂。广泛吸收各地民间音乐乃至西域音乐而发展起来的道教音乐,不仅涌现了像阿炳(《二泉映月》的作者)这样的著名音乐家,而且还保存了《玉音法事》《大明御制玄教乐章》等许多乐谱,这些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的宝贵遗产。
5、在科学技术方面,许多炼丹家往往兼攻化学、药物学和医学,如晋代葛洪不仅著有《抱朴子内篇》,记载了他对炼丹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化学变化的认识,还撰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神仙服食药方》等多种医药书籍。孙思邈对医药的研究更为精深,被后人尊为“药王”。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道教方士在炼制丹药中发明的。不少道士还精通天文历算,据说祖冲之就可能是道家信徒。道教讲究养生之道,保存并发展了气功,也对中国的人体科学做出了贡献。此外,一些道士还发展了中国的拳术,如北宋张三丰就是武当内家拳的创造者。


佛教是什么时侯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

佛教是何时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历来说法不一,有三代以前、春秋、战国、秦始皇时和两汉之际诸说,至今迄无定论。 众所周知,佛教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创立于古印度,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被奉为国教。前256年,阿育王发起并派人主持佛教的第三次集结后,佛教始走出印度,向周围国家传播。持秦代以前佛教已传入我国中原的几种说法,时间或在佛教创立之前,或早于佛教外传之时,而难以成立。至秦始皇时,尽管佛教正从印度向外传播,但连接中原与中亚、南亚的丝绸之路尚未开通,说当时佛教已传入中原地区,也难令人置信。上述种种说法,显然是一些佛教徒为了与道教争夺地位而编造的,不足为信。 史学界和佛学界一般都支持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原的说法。根据史书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西域的大月氏、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佛教已广为流行。此时,连接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为佛教的东渐创造了条件。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派使臣伊存入汉,曾向博士弟子秦景宪(景卢)“口授浮屠经”。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一说十年,公元67年)遣蔡愔、秦景等赴天竺问佛求法,至大月氏迎回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等(《魏书·释老志》),返归洛阳后建白马寺以居之。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四川、江苏、山东等地都发现过东汉的佛像,表明佛教已在中原一些地方流传开来。

道教的思想渊源:

1、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起源于外国而后再传入中国的。道教则是植根于中国、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道教的思想,主要渊源于道家思想和方士所鼓吹的神仙思想和方术,此外还吸收了古代的宗教思想和巫术以及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等的思想资料。道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受到过佛教的影响,如在北魏寇谦之以后,模仿佛教仪节,建立了祈祷、礼拜、诵经等一套完整的科仪戒律,但其主流则是中国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2、主张:修身养性,炼制药丹,以求得道成仙:
道教追求的目标是得道成仙。道教不像佛教等其他宗教,把人生看作是无可留恋的痛苦,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天国,幻想死后灵魂得救。相反,它认为生活在现实的世界是一件乐事,死亡才是痛苦的。所以道教的教义是乐生、重生的。
①所谓成仙并不是说死后灵魂升入“仙境”,而是指使人的形体长生不死,永远过着超脱自在,不为物累的仙人生活。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呢?道教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规律,但通过自身的修炼,遵循一定的方法,是可以做到益寿延年,长生不死的。
②修炼的方法多种多样,精神修炼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所谓精神修炼,就是通过修身养性,除去物质名利的欲念,达到清静无为的境地,乃可长生不死。服食丹药是另一种重要的修炼方法。丹药也叫“金丹”,用炉鼎烧炼矿石药物(主要是铅汞)而成,说服之可令不老不死。这种丹药又叫做外丹,还有内丹,即把人体比作炉鼎,以炼体内的精、气、神,达到长生的目的。这种“冶炼”内丹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气功。外丹的主要成分是铅汞,服食者往往中毒致死。南宋以后,外丹便衰落下去,逐渐被内丹所代替。

道教尊老子为教主:

老子是思想家,不是宗教家,他并没有从事什么宗教活动。但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老子和庄子都把“道”说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支配宇宙的法则。道教把“道”进一步抽象化、神秘化,使之成为一个玄妙莫测的最高精神实体。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重视养生之道,道教也吸收过来,并加以发展,为它的各种方术披上理论的外衣。因此,道教徒便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拉进道教,奉为教主。东汉顺帝(125-144年在位)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奉老子为教主,称他为“太上老君”。这是老子被尊为教主之始,但仅限于汉中地区,中原广大地区的教徒信奉的是另一教派太平道,太平道的经典《太平经》没有多少老子的思想,教徒也不以老子为教主。到桓帝(147—167)时,由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亦作‘浮图’‘佛图’,即佛)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列传》)。此后,老子便被越来越多的道教徒所尊奉。



比较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

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肯定人的价值,都在人的价值方面强调理性、否定绝对权威。但是智者学派片面强调人的需要,否认对人的约束,苏格拉底强调个人的需要必须满足一定的道德规范,强调美德对于人的重要性。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限定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显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把握两者对人的价值的阐述,比较的领域大体上包括研究对象、人的作用和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等方面。


“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学派: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平民地位的提高和个人主义的成长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产生了反对旧思想的智者运动。智者从对物质世界的探究转向了对人类自身的关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希腊人的思想已从对宇宙的探索转向了人类社会。所谓的智者学派并不构成一个固定的学派,也没有统一的学说,只是在思想倾向上有共同之处。
1、代表人物:
普罗泰格拉
2、思想主张:
①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的感觉是判定一切的准绳;
②反对迷信,强调自由,一切制度、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为的产物;
③在社会道德方面,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应强求一律。
3、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是智者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第一层:万物存在与否,事物的形态性质,全在于人的感觉。
第二层:人才是社会舞台的主角。在社会生活中,人为自己立法,判断规则,确立制度。唯有人才有资格对这些人定的法则进行评估、修改和裁断。
这句话的核心是万物存在与否在于人的感觉,人是世界和社会的中心。从积极意义来看,它肯定了人的价值,树立了人的权威,否定神的意志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自身所属社会的审判者,人有资格、有力量也有权利重新规范自己的生活。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普罗泰格拉是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但是,它在将人置于世界的社会中心的同时,却忽视人的包括节制性在内的道德理性,否定了制度、法律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不利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在当时来看,就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今天来看,更要引起警觉:在自然和社会面前,人不能过于自以为是。
4、影响:
①人文主义的最初体现;
②思想启蒙作用;
③文化的发展。
智者学派是希腊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他们以人的眼光去考察和认识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并从这样的新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中得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智者的启蒙作用在于对自然、社会、国家、政治、法律、道德、人类社会的形式和规则,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明显合理化了。


智者学派:

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繁荣的时代。奴隶主民主制虽然有很多局限,但它和僭主政治与贵族奴隶主专制比较,毕竟要优越一些,它吸引了更多的公民(奴隶主)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在奴隶主民主制下,例如在雅典,当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是每月举行两至四次的公民大会,凡享有公民权的人都应参加大会,大会负责决定国家一切重大事情,选举或罢免政府官吏。除此以外,雅典还有由六千人组成的“陪审法庭”,处理公民的诉讼案件。在公民会议和陪审法庭上,人们常常要发表意见,要和自己的对手辩论,雅典法庭并规定每个公民须替自己辩护,不许旁人代辩。由于社会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教授智慧的教师”、即“智者”。他们向人传授说话的艺术——修辞学,争辩的艺术——雄辩术,据理论证的艺术——辩证法(辩证法一词是就它的古代意义说的,是从对立意见中发现真理的方法)。
智者们是古希腊最早的一批职业教育家和哲学家,他们周游希腊各城邦,招收学生传播知识,同时接受他们的报酬。他们不像伊奥尼亚哲学家和德谟克里特那样重视自然界,重视万物从何开始的问题,他们的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注意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注意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是和他们本身出现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严格地说,智者派并不是一个以一定的学说为基础的统一的哲学学派,他们只不过是应同样的社会要求产生出来做着类似活动的一批人而已。因为他们自命为能够使人智慧的智慧教师,因此获得了“智者”的名称。但是到了后期,由于某些智者不顾事实地玩弄概念,把哲学蜕化为概念游戏、颠倒是非的“方术”,于是,“智者”这个词又获得了一种贬义,即“诡辩者”的意思,所以,也有人把智者派称为诡辩派。
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吉亚和安提丰等。

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约前480—前408)原来是一个木材搬运工。有一次,德谟克利特遇见他,交谈之后,对他的智力感到惊讶。由于德谟克利特的鼓励和帮助,他开始学习哲学。他是第一个收费的教师。学生入学时,约定先付一半学费,待学成并打赢第一场官司后再付另一半学费。有一次,他向一个叫优安塞隆的学生收另一半学费,这个学生说:“我还没有打赢一场官司。”普罗泰戈拉马上说:“不行,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赢了,你必须付给我钱,因为我赢了;你赢了,你也必须付给我钱,因为你赢了。”
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有《论神》《论真理》和《论相反论证》等。《论神》开头第一句是:“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不存在。有许多东西阻碍着我们的认识,如问题晦涩、人生短促等。”他的这些话触怒了雅典人。他的著作从抄录收藏的人那里收集起来,在广场上当众烧毁。他自己也被驱逐出城邦。他在去西西里时,由于乘船沉没而身亡。
普罗泰戈拉留传下来的最主要的哲学名言就是在《论真理》中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他这里说的人就是指人的感觉。事物是什么,要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一个事物对你来说就是它呈现在你的感官面前的样子,对我来说,它就是呈现在我的感官面前的样子。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它就是冷的;我觉得热,它就是热的。风本身无所谓冷热。同样地,一个人的行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是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我觉得坏,它就是坏的。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
普罗泰戈拉的这句哲学名言在当时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在当时的希腊,传统观念是以神为万物的尺度;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好还是坏都是由神决定的。普罗泰戈拉在怀疑神的存在以后,让人取代神的地位,这在希腊哲学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因为客观事物的存在和性质并不以人是否感觉它们和感觉它们怎样而发生什么变化。他把事物的性质,如冷热,看成是主观感觉的产物,否定了事物性质的客观性,这就很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之中。



阿奎那的“君权神圣”思想特点:

把宗教至上理论和理性哲学相结合(自然法则、古希腊哲学)。


阿奎那“君权神圣”:

1、背景:
①基督教会在西欧中世纪的地位。
基督教大约产生于1世纪中叶,最早出现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下层民众中间。以后,教会逐渐控制在有产者手中,性质发生转变。基督教在4世纪被定为国教之初,基督教会受罗马帝国皇帝的庇护和控制。进入中世纪,欧洲国家普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王权衰落,而基督教会则既拥有超越国家的宗教权力,又因拥有广阔的地产和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从而具有强大的经济、政治世俗权利。
②教权与王权的斗争。
教权与王权的斗争是西欧中古时期的重大事件。世俗王权虽然衰落,但不甘心屈于教权之下。在封建领主对于教会地产的征税权力以及国王对神职人员的任命权的问题上,王权同教权进行着长期的斗争。后一问题上的斗争在11世纪所谓的“世俗任命权之争”达到顶峰。此后,双方之间关于权力关系的争论一直延续。
③13世纪的意大利,基督教正统教会权威受到严峻挑战。
第一,早在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献土”,教皇国(756-1870年)产生。罗马教皇不仅是欧洲基督教的宗教领袖,也是教皇国的世俗君主。
第二,在意大利,教权与王权矛盾尤其突出。
第三,早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其正统派利用国家政权的支持,就将不占统治地位的异己派别统统斥为异端。而异端作为一种运动出现,则是伴随市民兴起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异端运动中的派别林立,但有一条共同主张,即反对教会上层骄奢腐败,主张清贫。
2、内容:
①阿奎纳的国家观:
第一,解决王权与神权之争的方法和目的。阿奎纳认为,王权与神权之争的关键是确定二者的权力界限,而不是简单地用一方去压倒另一方。只有这样才能缓解两者的矛盾,以维持相对的和谐。
第二,教权高于世俗王权。与以往的基督教神学体系相比,阿奎纳更肯定了世俗国家的地位,但坚持教权高于世俗王权。他把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关系比喻成肉体和灵魂的关系:世俗权力服从宗教权力,犹肉体服从灵魂。阿奎纳认为,世俗王权服从教权,是实现教权和世俗王权和谐的前提。
第三,王权虽然低于教权,但也是上帝通过教皇授予的,肩负着使世俗之人通过王权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对实现基督教的最高目标(灵魂得救)有所助益的使命,因而也是神圣的。
②阿奎纳的政体观:
阿奎纳继承了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国家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平民政体、暴君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六种类型,并以神学的观点和政治经验的考虑为依据,认为国家为了实现社会幸福、公共利益的政治目的,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教材介绍了阿奎纳神学的价值判断方面的论据。关于政治经验方面的论据,阿奎纳指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是由一个人统治的城市或省份,总是因纠纷不止而陷于分裂。
3、作用:
①对教会:维护教会权威与至高无上地位。
②对君主:提高了君主的地位,论证了君主权力的合法性、神圣性、重要性,成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阿奎那的“君权神圣”:

 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第44页)
物质世界存在着天道的某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所有的物体都受第一物体即天体的控制。(第45页)
蜜蜂有一个王,而在整个宇宙间有一个上帝,即造物主和万物之主。(第49页)
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肉体之服从灵魂。所以,如果一位主教就世俗权力受其支配的那些事情对世俗事务发生兴趣,或对世俗权力交其处理的问题发生兴趣,那并不算是越权。(第140页)
根据既为祭司又为国王的基督的启示,教皇的权力在世俗问题和宗教问题上都是至高无上的。(第153页)
──摘自《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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