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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三年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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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学东渐
    文化的创新传承与交流融合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航标和精神动力。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既有“东学西传”,也有“西学东渐”。
    材料一:

    利玛窦与徐光启像

    材料二:京师同文馆开办后,前门大街贴出了这样的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监察御史张盛藻为反对1867年同文馆决定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算学而上奏说:“朝廷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洋枪之理乎?”大学士倭仁道:“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超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
    ——《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

    材料三: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仅仅在出版后的一年的时间里,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25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出版介绍西方的书,在此后30年时间里,总共加在一起,只销售了1.3万册。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的1/12、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1/27,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
    1887年,黄遵宪花了12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日本国志》,但国内知道的人并不多。若干年后,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痛心地对黄遵宪说:“你的书如果早一点让大家看到,价值可以抵得二万万两银子。”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整整半个多世纪。
    材料四: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的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材料五: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他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问题:
    (1)根据材料一,图中利玛窦为何身着中国的服饰进行传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指出材料二中对待西学的态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解释材料三中出现的现象并说明这种现象在戊戌变法前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基于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西学东渐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题信息:2011年上海期末题历史填表题难度极难 来源: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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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题 “西学东渐文化的创新传承与交流融合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航标和精神动力。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既有“东学西传”,也有“西学东渐”。材料一:利玛窦与...” 主要考查您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清朝晚期救亡与变法的呼声再起

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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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
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
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
“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主要历程 代表 主张和作品 背景 意义 主要特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封建地主阶级代表:
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师夷长技以自强”

①内忧外患十分严重
②出现洋务派,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
③慈禧支持
④新思想的萌发
⑤侵略者为维护在华利益,支持主张对外妥协的洋务派

付之实践,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 技术层次,付之实践;
地主阶级改良运动;
技术先进,但充满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性;
有一定势力

“中体西用”的理论及实践:

(1)兴起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随着西学的传播,用什么来维护封建王朝统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目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
(3)论战:
洋务派与顽固派论战的焦点是采取什么方式维护清朝的统治。洋务派主张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大清国体;顽固派则以传统文化的卫道者自居,反对“西学为用”、“师事洋人”,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既有的政治文化格局。论战最终以洋务派占上风而告终。
(4)实践及影响:
洋务派继承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自强”、“求富”为名,在19世纪60-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海军、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国防现代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由于坚持“中体西用”为触动封建制度而失败,但在向西方学习方面,洋务运动迈出了实践的第一步,对中国的近代化影响很大。
(5)实质:
在不动摇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西学东渐:

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阶段:

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①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②鸦片战争期间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西学东渐的传入过程:

1、中西交往由来已久,有记载的直接往来最早可追溯到东汉,以后几乎历代不竭。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耶稣会传士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中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最为突出。
2、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取得合法的传教地位,尽力地结交士大夫,讨好皇帝。在此过程中,把西方的一些科学文明成果带到了中国。1601年,利玛窦向明神宗万历皇帝进献了《坤舆万国全图》,这使他引进的西方世界地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利玛窦是第一个将世界地图传入中国的人,同时也就将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和测绘技术介绍进来,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制图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开明士大夫如徐光启等人,积极引进西学,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3、传教士客观上在当时承担起了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他们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构建了中国近代科学基础的主要方面。于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的经验科学不再明确地划分为西方的或中国的,而是已成为“近代科学”。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到了西方,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也作出了贡献。
4、综上所述,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没有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就很难有文化的创新。



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戊戌年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又达到一个狂潮。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突然出兵占领胶州湾,并无理要求租借胶州湾。愚蠢的清廷竟然邀请俄国舰队来到胶州湾,希望以此遏制德国,结果引狼入室,俄军趁机强占了大连、旅顺两港。1898年农历二月十一日,俄国向清廷要求租借两港二十五年,清廷被迫答应。接着,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并把魔爪伸向粤桂;英国要求继续九龙半岛的九十九年借约,更无理强行租借日本撤离后的威海卫;日本则向清廷声明:不得割让与台湾相近的福建省(伺机窥视福建);俄国更贪婪地祸及满、蒙、新疆。这样,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维新运动由理论宣传转入政治实践:

1、康有为改变维新变局的两次上书:
(1)《上清帝第五书》(1897年):
背景:德国强占胶州湾 1897年,德国公然派出舰队侵占中国山东胶州湾。沙俄租占旅顺大连湾,并将整个东北均置于其魔爪之下。接着,其他列强也纷起效尤,进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争夺独占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
内容:指出变法图强才能救亡图存
影响:感动光绪帝,为光绪帝采取接见任用康有为的行动提供了机会。
(2)《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1898年):
内容:重申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全面改革。
影响: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2、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坚定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决心。
3、康有为发起组织保国会:
时间、地点:1898年,北京
宗旨:“保国、保种、保教”
性质: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分会: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
各地的维新报刊和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求维新变法的政治性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报刊19种;到了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300所以上,由此也可见维新变法风气在全国各地蓬勃的情况。


保国会:

保国会的主要发起人是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的官僚士大夫一二百人。康有为在会上演讲,历述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危机严重的事实。会上议定《保国会章程》30条。第一条说:“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后来,保国会又在北京嵩云草堂、贵州会馆开过两次会。康有为将《保国会叙》“榜于会所”,并说:“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忍回视其奴隶牛马哉!”他主张“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奔走呼救”,“以保一大国”(《保国会叙》)。梁启超也在4月21日演说保国会开会大意,说明“瓜分”危机,强调“合群智以讲求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国闻报》)。保国会是御侮救亡的团体,它的成立具有爱国意义。保国会的规模比强学会大,后来列为“四卿”而参预新政的林旭、刘光第、杨锐等都是保国会会员。

戊戌变法:

又称戊戌维新或维新运动,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89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维新”在这里是指提倡新学、推行新政、实施新法。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百日维新的特点:

(1)从方式上看:变法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制度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旧制度进行改革。
(2)从宗旨上看:是要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3)从内容上看:变法的内容与维新派的主张有差距,维新派与康有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诏令中没有此内容,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4)变法局限在社会上层,没有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因而没有形成变革旧制的巨大社会力量


明治维新与百日维新比较:

明治维新 百日维新
社会背景 资本主义经济有较大发展,武装倒幕取得成功 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顽固势力强大
领导力量 倒幕派实力强大,维新派掌握了明治政府的实权 皇帝没有实权,资产阶级软弱妥协
具体措施 大刀阔斧,全面、行之有效 未提建立君主立宪这个要害问题,比较激进,缺乏循序渐进的过程
国际环境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集中力量侵略中国 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掀起爪分中国的狂潮

百日维新:

1、开始标志: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1898年6月)
2、基本内容:

除旧 布新 作用 局限性
政治 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鼓励官绅士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令各省督抚举荐新政人才 有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没有涉及先前提出的“行宪法,大开国会”、设制度局、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
经济  设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务总局,保护工商业发展;提倡私人办厂,采用机器生产,奖励创新发明;,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兴办邮政,裁撤驿站 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 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
军事 建立新式军队,装备新式武器;按新法练兵,添设兵船。 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抵抗外来侵略 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文教 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 各地成立中小学堂,京师设大学堂,筹设专门学堂;鼓励私人办学,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准许民间创办报馆、学会;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刊 有利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培养维新人才
3、初步成果:(反映了……,有利于……,动摇了……)
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一定成都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
《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变法决心。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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