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

戊戌变法的实质：
戊戌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总结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他们希望通过变法的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主立宪。
戊戌变法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它是一场试图通过改革来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维新派和洋务派思想主张的比较：
相同点：两派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都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
不同点：洋务派维护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实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教育制度，要求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根本分歧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问题上。

戊戌变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1.民族危机的加深。《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趁机扩大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与经济掠夺。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进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西方列强利用借款，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和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2.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自1896年起，巨额的外债，兴修水利和赈灾的巨额资金，使政府财政赤字扩大。
(2)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为应付财政危机，清政府采取一些节支增收措施，如增加地丁银等旧税的额度，降低官员薪俸、增加商税等，遭到官员的抵制和人民的反对，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3.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实行政治改革，改善社会环境，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因为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历时103天。又称“百日维新”。
内容：
1.政治：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
2.经济：中央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举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令其自谋生计。
3.文化教育：普遍设立中小学堂，京师设立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设立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
4.军事：精练陆军，改习洋操；添置船舰，扩建海军；裁汰旧军。

维新派是否反对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统治？
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以资本主义的政体代替封建制度，以资本主义文化代替封建文化。而且变法法令也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和封建的经济制度，所以维新派反对封建制度。但是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保留君主，保留皇帝，企图依靠光绪帝来实现变法主张，力图维护清政府度过政治危机，所以他们不反对清政府的统治。

维新派通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其中心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把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直接联系起来，主张学习和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同时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为变法培养人才；顽固派则声称变法就是祸乱国家，“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坚持“中体西用”，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兴民权、设议院，反对君主立宪，坚持科举取士制度、反对西学。
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论战，是不同阶级的意识对立和利益冲突。其实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这场论战是中国有史以来，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发起的挑战；论战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束缚，进一步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文化的提倡，开始改变中国的社会风气，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兴中会：
兴中会是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于1894年11月，由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式成立。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2月，孙中山到香港，联合当地的进步团体辅仁文社，成立了兴中会总部，重新修订了《兴中会章程》，并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檀香山兴中会的创建和香港兴中会总部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基本形成，从此坚定地走上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道路。1895年10月，兴中会发动了广州起义，因事泄而未成。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共同成立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大会推举了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是《民报》，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明确的奋斗目标。同盟会曾试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是都没有成功。武昌起义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了分裂。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的集中概括。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政治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族贵族为首清朝政府，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生主义内容是“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纲领。

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三民主义的关系：
 

孙中山创建革命党：
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1905年，在东京建立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它是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大大推动了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发刊机关：《民报》。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主革命团体：
 

 

黄花岗起义：
1911年4月27日，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秘密议定广州起义的计划。1911年1月，黄兴、赵声等在香港成立统筹部。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进攻广州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激战一昼夜，因伤亡过大退却。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等一百余人被捕就义，事后，收殓遗骸72具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徐锡麟起义：
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徽、浙江等地发动的武装起义。1907年，徐锡麟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与女革命党人浙江同盟会负责人秋瑾联系，准备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就义。后来，秋瑾也被捕杀害。

《新青年》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并从上海迁到北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后成为《新青年》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主要宣传民主和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背景：
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
经济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的发展资本主义。
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介绍到中国，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袁世凯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2、兴起：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后来，《新青年》迁到北京，主要撰稿人还有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他们大多接受了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知道思想。那时候，《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主要活动基地。
《新青年》：

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同意设立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即并入其中。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停办，至1902年才得恢复。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为“北京大学校”，后来称“北京大学”。可见，北京大学的演变过程是始终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北京大学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北京大学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蔡元培来到北大以后他制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也基于此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大胆和先进的。他提出：“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无论何种学派……听他们自由发展。”他的“思想自由”，包括了让新思想能在北京大学得以传播；他们“兼容并包”也是鼓励新文化的倡导者去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为此，他聘请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
他亲自到陈独秀的居所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主持文科；请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请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请提倡新文学的刘半农任教授；还请第一个向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主持北京大学理科。这批新文化运动健将和学术精英的到来，使北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