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制度含义：

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汉武帝时期的监察制度：

汉武帝创建了刺史制度。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设置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在州部的郡国。《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师古曰：“《汉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刺史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即“奉诏六条察州”，那六条是：
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反对其横行乡里。
二、“二千石不奉诏，遵旧典，倍公问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的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
三、“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历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实讹言。”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执法不公平。
四、“二千石选署不平，阿附所爱，敝贤宠玩”，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在察举士人时偏向亲己。
五、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任所监”，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子弟不法。
六，“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和地方大族相互勾结。对刺史的职权作出明文规定，既可以为刺史行使权力提供依据，又可以防止刺史滥用职权干扰地方的正常行政事务。设置刺史的范围是十三个州，分别是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刺史往往很有政治前途，“居部九岁，举为守相”。　　
刺史有固定的治所，而且地位在郡国之上，这和监御史地位和郡守、郡尉并称的情况不同。刺史也不受丞相的制约，而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和丞相史受制于丞相的情况不同。并且刺史的俸禄很低，只有六百石，这往往能够促使他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待遇而加紧监察，取得业绩，比用更高的官员去监察地方大员更能起到好的效果。刺史制度是对以前监察制度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地方监察制度。　　

汉武帝建立刺史制度原因：

一、原来地方监察制度的不力，使得建立更完善的地方监察制度成为一种必要的措施。武帝巡视地方时，很多地方贪官畏罪自杀，这说明地方吏治腐败情况是很严重的，但是丞相史和监御史都没有向皇帝报告，可见他们的失职以及原来地方监察制度的不完善，这促使汉武帝寻求建立一种更完备的地方检查制度来加强对地方郡国的控制。
二、中央集权加强的必然结果。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他黜百家，独尊儒术，颁布推恩令、设置左官律、附益法，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西汉中央的王国问题。加强对地方的监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要求。

刺史的职责：

刺史归御史管，御史是秦官 　　
秦御史大夫的职责：
一是承转皇帝诏令制书，“受公卿奏事”，并兼掌图籍文书及记事之任；
二是监察百官，“举劾按章”，主治重大案件。
汉武帝时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措施：设十三刺史，刺史官级低于郡守，但其代表中央。巡行郡国，监察地方的诸侯王和郡守县令，以后，成为定制，形成一套监察制度。有必要点明：刺史制度是在原有的地方层层监察的基础上（并非原来地方没有监察），增加了中央直接监察的内容，使中央直接控制的监察权力得以延伸。　　
东汉时，刺史成为常驻官员，后又掌军政大权，刺史成为州的最高长官（监察官员演变为行政官员，监察区变为地方行政区），监察制度是必要的，但刺史逐渐演变为地方长官，失去监察官的作用。

门下省：

是中国从隋朝和唐朝开始正式设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一省，负责审查国家的重要诏令。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高丽王朝亦有设置。唐高宗时曾一度改称东台；
武则天时称鸾台；唐玄宗时一度称黄门省。

谏院：

官署名。职掌规谏朝政缺失。宋初沿唐制﹐门下﹑中书两省有左﹑右补阙﹑拾遗。端拱元年(988)改补阙为司谏，拾遗为正言﹐虽名为谏官﹐但无诏旨并不任谏职。门下省有谏院，亦名存实亡。

中国古代谏议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
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
谏议史可分为两大阶段：自汉至宋为建立和发展阶段，元朝为搁置阶段，至明清则败坏变质。不过，由于谏议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根难将其演变过程说得一清二楚。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监察官员统属都察院，而谏官从未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共同承担；按字面理解，给事中的意思是负责宫廷事务，但实际上给事中也负有进谏使命。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上文已经谈及的奏议是指向皇帝提出批评性的意见，通常取书面形式，如果上奏的谏官是政府议事机构的成员，也可采取口头形式。封驳是指月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

中国古代的监察与谏议制度：

中国古代（夏-明）监察制度：

1、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
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2、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
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
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4、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
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5、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
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6、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
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中国古代（夏-明）谏议制度：

谏议史可分为两大阶段：自汉至宋为建立和发展阶段，元朝为搁置阶段，至明清则败坏变质。
1、秦汉时期。
谏官初为加官，皇帝将谏议之职委于领有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等职衔的私人顾问，此类谏官在秦代多为武将。汉代任源官者身份各异，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公元前87年)曾任命并无官职的孔安国为谏议大夫。谏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多时可达数十名。东汉时，谏官成为定官。
2、六朝时期。
中央机构进一步改善，逐渐分为三大部分：尚书省负执行之责，中书省(又称内书省)和门下省负指示之责。中书省代皇帝草拟敕令，门下省联络中书省和尚书省，即沟通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它一方面将皇帝的旨意传达给执行机构，另一方面将执行机构呈递的奏折等文件转呈皇帝。进谏的使命由门下省承担。此时，封驳已渐成定规，给事中既可驳回官员向皇帝呈递的奏折，亦可将皇帝的命令退回中书省。
3、唐承前制，并大大加以改进。

唐太宗(公元626-649年)极为重视谏议制度，此时的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于，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中书省则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唐代还创设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补阐和拾遗均为谏官，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4、宋朝诸帝对谏议制度继续给以重视。
宋真宗(公元997-1022年)下令修编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收入了从古到五代的379件著名的谏书。宋朝对唐朝的中央机构作了改造，以中书省主民事，枢密院主军事，两者共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置于禁中；门下省则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置于宫外。门下省从此由指示机构变为执行机构。谏官集于新设的谏院，谏院下设鼓院，负责管理承袭唐代传统的谏书匣。此外尚有一个检院，负责审阅谏书。谏院的职责不限于监督皇帝的文书，亦可对各级官员的文书进行监督，尤其可对宰相的政务活动进行监督，因为宰相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人。这样一来，谏议与监督就不再分得那样清了。宋朝普遍设置偶见于五代的言事御史官职，担任此职者多为受命取代因失职而夺官的检察官员。宋朝诸帝采取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互相牵制。散骑常侍归属门下后省，门下后省主封驳，由六房组成，六房与门下省的六科相对应。
5、辽代：
契丹人的辽代，女真人的金代以及蒙古人的元代，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谏议制度，但实际上已完全废弃。
这几个朝代都各有其以汗为中心的贵族参政制度。汉人谏官的职责或仅限于典仪(辽代南面官系中的谏官仅对汉人官员进行检察)，或名存实亡(元代废给事中，仅留御史管理宫中杂务)。不过，金代建立的地方监察机构在元朝得到了加强，蒙古统治者不允许汉人担任监察官。
6、明朝：
明太祖(公元1368一1398年)于1368年灭元建明后，承袭元制，不但没有恢复被金代所废的门下省，而且又废除中书省，将指示机构紧缩为内阁，皇帝直辖六部大臣，不设宰相。给事中被废，御史改隶六科，归属通政使司，负责处理往来于指示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敕令和其它文书；六科与六部相对应。然而，原本负责向皇帝进谏的谏官，此时的职责已变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与御史相似。继明之后统治中国的清朝，进一步加强皇帝的自主决策，于1723年将六科并入都察院，负责监察各省的十五道科。

御史台概念：

御史台是监察机构，自秦汉以来，历代都设此机构，掌监察之事。西汉初御史大夫之官署称御史府。后期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称司空），御史之长由其副职御史中丞担任。中丞原在殿中兰台办事，为御史之长后仍留台中，因而称其官署为御史台。历代沿袭，并有宪台、兰台的别称。唐高宗时曾以宪台为正式名称。武则天时一度改名肃政台。元在御史台以外，尚有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及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明初亦设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都察院，御史台之名遂废。唐代在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至唐高宗时改名为宪台，武后临朝，又改为肃政台。唐中宗时，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唐代中央监察机构不同于前代的是，在御史台之下设立三院，即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分立，相互牵制，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善严密的中央监察机制。这是唐代中央监察系统高度完备的重要标志。其中，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构成部分，有侍御史四人，行权对象主要是中央各级官员，并可以参加审判机构的案件审理。察院与台院相辅，主要权力是负责巡按和监察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唐太宗贞观十八年，派遣官员分十七道巡察地方州县。唐玄宗时，增改全国为十五道监察区，监察和纠弹地方官吏。

名称由来：

武则天时一度改名肃政台。元在御史台以外，尚有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及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明初亦设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都察院，御史台之名遂废。但在文章中仍称御史台，如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立）传》：“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

机构设置：

御史台到明代改称都察院，一直行用至清末。明代都察院领有经历司、司务厅、照磨所、司狱司以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等，完全是监察机构。可是仅据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载，明代都察院刻书竟有33种之多，而且涉及许多部类。如《算法大全》、《七政历》、《千金宝要》、《武经直解》、《史记》、《文选》、《杜诗集注》、《千家注苏诗》、《盛世新声》、《太平乐府》、《玉音海篇》、《披图测海》、《唐音》、《适情录》、《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就都曾由都察院雕版行世。这实在是奇特的历史现象。推其本质，大概有两大社会原因：一是洪武元年(1368)八月国家下令免除了书籍税。众所周知，什么东西只要一免征捐税，业者有利可图，社会上各单位和个人便会蜂拥而上。明代都察院也大事刻书，盖为免税多利所驱使。二是明代的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故文化发达，对书颇有需求。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城镇人口加多，商品经济发展，刻书有路可销，也有利可赚，故不少机构和私宅、书铺竞相刻书。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书籍铺刻印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卷尾有一张推销广告性的牌记，谓：“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充分表现了彼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状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不纳税，有利图，搞创收，补经费之不足，大概便是中央机关从事刻书的根本原因。

机构人员：

御史台一般设有：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中丞为之贰。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讳，改称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会要》“御史大夫”条云：由于“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实际上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在御史台内设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居其职，合称“三院御史”。

君主专制含义：

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产物，加强了古代帝王的个人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巩固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君主专制的演进：

①汉初承袭秦朝的皇帝制度和三公九卿制“汉承秦制”；汉武帝时设立“中朝”决策机构和“外朝”执行机构且起用布衣为相；东汉时“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中朝与外朝：所谓“中朝”，是皇帝亲信左右、侍中、尚书等组成的参谋、决策机构。因其在宫内办事，故称“内朝”。随着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孟祥才指出，汉武帝以后，国家的决策大权基本上集中于中朝。特别在汉成帝正式建三公官将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之后，中朝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到东汉光武帝统治时期，尚书台的组织进一步扩大，权力进一步增强，丞相等三公官就变成较单纯的执行官员，在决策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微不足道了。
②隋唐三省六部制：（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保证了君权的独尊。）设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白钢认为：“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央行政体制的最突出特点，是确立了尚书省为全国政务中枢。”同时，以中书、门下两省为决策机构，尚书省为行政中枢，尚书省长官被排除在决策系统之外，从而彼此制约，以掌管国家大政，把决策与行政相分离的办法，是政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吏部，位列六部之首；户部，最为富有；礼部，最为清贫；兵部、刑部、工部，多与杂流交道，为士大夫所轻视。后人又将户、吏、刑、兵、礼、工六部用富、贵、威、武、贫、贱六字来形容。
③宋“二府三司”：中书门下（行政）、枢密院（军政）合称“二府”后以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三司使管理财政分割宰相的财权。
④元“一省二院”：指在中央设中书省（最高行政机构）和枢密院（最高军事机构）、宣政院（管宗教和西藏）。元朝设中书省，替代前代的三省。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元朝后期，宰相权势熏天，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
⑤明太祖调整中央和地方官制加强中央集权：中央：（废除丞相制度权分六部加强中央集权）地方：（实行三司分权大权统归中央）
⑥清朝君主制度达到顶峰——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军机处
皇太极：议政王大臣会议（军国机要）设内阁置六部（奏章票拟）皇权（受限制）
康熙：设南书房（参与机务起草谕旨）——中枢机构一分为三（内阁、议政王大臣、南书房）皇帝（集权）
雍正：军机处的设置（上传下达）——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一)监察权相对独立。
唐时虽设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但其最高长官御史大夫的任用权却往往掌握在唐朝宰相的手中，而宋朝虽然由皇帝直接控制御史台谏的任命权，但与唐朝相似的是，在这之下的各个机构的设置台院、殿院、察院等都是隶属于御史台之下，即使是与台院并列的谏院，其下属的官员之间也是一种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也大致如此。清朝时，但到了明朝，十三道监察御史虽形式上要受督察院的节制，但行驶职权时，往往可以撇开它而独立行动，直接受皇帝节制；而在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之间，六科给事中的独立性更强，两者即历史上所谓的“科道”并不互相统属，“督察院管不了六科，六科完全是独立的并只对皇帝负责的监察机构”。

(二)监察监督范围扩大，权大威重。
各监察范围上，各个朝代大致相同，即监察官员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有权弹劾百官，参与大狱的审讯和监督府库的出纳，纠察朝仪、分巡两京、巡查驿馆，监仓库，监驻军，而监察御史作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权利更大，是朝廷的重要机构。

(三)位卑权重，禄薄赏厚。
明之前的监察官员的官阶是相对较高的，最低也为正八品、正九品，到了清代，监察系统因满人的存在，地位更是大大提高到了正一品，而明朝监察系统中的官员的地位明显是比较卑微的，明朝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秩低，仅为七品、从七品之职，有些甚至是九品芝麻官，如都察院里的司狱司，但是，尽管官阶如此低下，但是他们的权力是极大的，能够规谏君主，奏劾皇亲国戚，奸邪大臣，黎明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似乎一切的人都在他们的纠弹范围之内。同时，虽位卑，但他们的赏赐也是比较厚的，御史工作有成绩，就可以得到很快的擢升。御史、给事中权势极重，升迁较速，如都给事中再升，留京任职。则可官职“太常太仆、少卿、上宝卿等官”即使外派，御史、都给事中到地方上也可升至从三品官，总的来说，一旦当选为监察官员，日后大多官运亨通。

(四)上下左右，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机制。
监察官员的上下监督源于各级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各级官吏的实质上的不统属以及监察官员的权重，从而将上下和左右同级官吏置于纵横交错的监察系统之中，这在前面几点已经陆续论述过。在此重点论述事前事后的监督机制。
明之前各代的监察监督大都是纠察百司、肃正纲纪、参与案件的审判等，很明显的是一种事后的监察、弹劾或裁决，而那些谏官虽说有一定的事前劝谏监督作用，但是在皇权高涨的情形下，这种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明朝的监察监督机制却带有明显的事前事中监督效果，尤其是给事中的设置极其职权，更是突出了这点。
六科给事中职掌着封驳、注销以及充当言官以及监察六部的职权。当六部奏请实行之事或是内廷旨下，均得经过六科给事中的审核，如有违误，则可驳回修正，如无误，则分发六部执行，即使是皇帝的圣旨或是内廷的票拟也是如此。
如问题未达到驳回的程度，就“科参”的形式使旨章通过，但六部在施行过程中必须注意“科参”，并按其指示执行。同时，六科给事中还利用注销大权检查诏旨批文下达后的执行情况及平时各类行政法规的执行情况。这样就可以避免错误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差错，及时纠正，从而防止了重大错误的发生。

明朝的监察制度：

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1、御史制度上的创新。
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是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
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
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
2、言谏制度上的发展。
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
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
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
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
3、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善。
明代地方行政层级工分三级，监察机构也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称帝前就在全国13个行政区内分设按察司，并在其下设41个按察分四。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相对都监察院又称“外台”，虽隶属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权。
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年）始设两广总督；宣宗宣德年间在关中、江南等地专摄巡抚，都成定制。这样，总督巡抚监察专项事务的制度得以完善。主要由按察司督抚及监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等互不统属但相辅相成，形成纵横交错、组织严密的地方监察体系。
4、法律制度上的贡献。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统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监察法规，为一部正式的监察法规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公元1439年正式颁布了《宪纲条例》，对监督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督对象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明代有深远影响的监察法规，并为弘治时《大明会典》的出台打下了坚定的基础。“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明朝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考满、考察相辅而行”的考核制度，厂卫秘密监察的特务制度等，共同构成了明暗结合的监察网。这样，督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职，又互相纠察，再加上监察法规的辅佐，使明朝的监察制度十分严密。

清代的监察制度：

1、都察院和各道御史
明清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基本相同，但在辖属关系、官员配置以及具体运用上。亦各有其特点，今分述之。
明代将前代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都察院的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是左、右都御史各1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1人（正四品），左、右全都御史各2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这些御史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
都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所监察的范围也较为广泛。按照规定，都御史暨其下的御史们，凡认为大臣有奸邪、构党、作威福乱政的，各级官僚有猥亵贪冒坏官纪的，甚至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图进用的，都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奏弹劾。每个御史都有单独上弹劾奏章之权，可以公开当面劾举，也可以密封上奏其副本可以不送交部察院或都御史。
都察院还有责任会同吏部在进行朝觐和考察大典时对官员是否贤能、有无贪黜渎职违纪等进行了解，提出处理意见，对五品以下官可以开具考语，对四品以上官的“自陈”，也可以提出意见，它还有责任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会鞫重囚大案（当时叫做三法司），威权是很高的。
除此以外，御史还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活动，皇帝可以直接派遣某一御史在京内外专门审理或监理某事，当时叫做“奉敕”或叫“各专其敕行事”。
都察院还可根据需要，派遣御史们出去就某些专门工作进行监察，如刷卷（检查档案）、巡视京营、在省级（乡试）和中央级（会试）的科举参试中监考、巡视某些国家部门（如光禄寺是管财粮较多、消费最大而弊端较著的单位）、巡视仓场、内库、皇城、学校、漕运、屯田等等，可谓无所不包。
遇有战事，可以派御史监军纪功，发现地方官府在审理案件中有冤诬不实、不遵法律之处，也可以吊刷案卷，提审罪囚。
总之，朝廷要求御史们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尽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因此，给予他们较为重大的权力。但在一般情况下，御史们只能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奏报给皇帝，无权径行处理。当时规定，御史们的纠劾，应该力求具体确实，不许虚文泛低，也不许以繁琐细微之事滥奏塞责。奉敕或奉派出去监理某一事务的。回京后应向都察院报告工作，都御史可以对所属御史称职与否作出评语上奏，凡御史犯罪加三等判处，有赃私的从重处理。
2、六科给事中的职责和与御史的分工配合
除了都察院系统的各种御史外，六科给事中也是掌管监察工作的。十三道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当时被合称为“科道之官”。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1人（从七品），给事中4至10人不等。
六科给事中的职责是“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当时规定，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敕，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看其中有无不妥之处。如有发现，可以封还并奏报。这有些类似隋、唐的门下省，是为皇帝妥善处理政务服务的。对京内外上给皇帝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分类抄出交给各部，如发现有违误，并可提出驳正的意见。
吏部尚书选任文官，要与吏科都给事中一同报告皇帝请旨，官员赴任，亦应先赴吏科在文书上签署同意。其他五科对各部的监察制约亦大体相同。正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以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从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也可奉敕专门审理或监理一定事务，可以监临科举考试，可以充任使臣，可以参加对重大刑狱案件的鞫问，其威权与御史相近。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的给事中在具体职任上有一定的分工，如六科很重要的工作是对专门的部门和业务进行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御史则比较侧重于对所谓触犯纲常礼教的犯罪行为的弹劾。
二者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这种分工并不是绝对的，给事中也同样可以像御史一样对各级机关和官吏进行弹劾，也可以上疏议论朝政得失以供皇帝参考。清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沿袭明代而有所变化。主要是，虽然分设御史、给事中之官，但统归都察院领导，当时叫做“台省合一”。
都察院内实职的都御史、副都御史均称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凡称右的均为给各省总督、巡抚的兼衔。御史从13道改为15道，这是因清代的行政区域与明代的不同，但亦非一省必有一御史道，六科都给事中改称为掌印给事中。都察院及都御史的品级稍有提高，都御史定为从一品，左副都御史定为正三品。特别是，不论都御史、副都御史、御史、给事中等，均规定满洲、汉军、汉人各占一定的官缺，初期品级亦有所不同，其后改为一律。按照明代和清代的典章，御史和给事中的职、权、责无甚不同，但在实际运用上却有差别。
一般说来，这些言官，或称风宪之官，职级虽较低但有言事劾奏之权，有检核各部门工作活动之责，其能量必然比任何同一品级的官员为大，实际权威较高。亦正因此之故，他们往往流为皇帝打击异己势力、诛锄臣下的鹰大，或者成为权臣相互倾轧的爪牙。御史和给事中们的言论活动，往往都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内某一阶层某一派系的利益，从其言论活动往往也能窥见出某一时期朝局政事的动向。在明代，由于中叶以后的皇帝多庸碌腐败，懒理朝政，其为人处事亦往往明显地不符合封建地主阶级对其政治首脑的传统要求，被认为不利于朝廷的根本统治利益，因此之故，有些御史和给事中的谏疏往往相当激烈，朝廷各派系之间互相唆使御史或给事中对对方进行攻讦，反映出的矛盾相当尖锐。不少御史和给事中因履行言职而被杀逐囚杖。清代在这方面较为缓和一些，其重要原因在于，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朝廷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对大臣和育官们管制亦较严，再加以少数民族统治，汉人任言官的多先求自保，往往噤口不言，故御史和给事中们的言论活动大多不如明中叶以后活跃。这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其监察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亦稍有差异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