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令概念：

“推恩令”是汉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推恩令”实行原因：

1、王国问题威胁中央集权的严峻形势；
2、吸取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
3、实行“推恩令”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

“推恩令”主要内容：

1、汉武帝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2、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3、规定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推恩令”主要措施：

建中朝，设刺史，汉武帝能用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推恩令”主要影响：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
以往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往往都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基点。“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推恩令示意图：

 

节度使概念：

节度使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将领，后成为治理地方的地方官。唐代驻守各道的武将称为都督，都督带使持节的称节度使，不带者不称。
一般情况下也时常称持节的各镇守军官，如观察使、招讨使、安抚使等为节度使。

形成原因：

节度使制度之所以形成，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1、唐均田制度的崩溃。 　　
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时期曾采用很多种办法试图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通逃者”“争出应募”，暂时解决了社会问题，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职业兵而不可卒去。于是，由于均田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唐兵制从府兵的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2、巨大的扩张机器无法继续运行，唐代边疆形势开始由攻转守。 　　
节度使制度的开端，是从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立的缘边节度使。这和当时的边疆形势是分不开的。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着扩张进攻的。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

发展历程：

1、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新唐书·百官志四》载：“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 　　
2、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范阳（北京地区，即古幽州）节度使是节度使中兵力最大的。此时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往往封郡王。朝廷任命节度使，要授予其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 　　
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 　　
3、安史之乱后，国中遍置节度使，多为安史之乱的叛将和平叛战事中崛起的军阀。各统一道或数州，军事民政，命官、徵税，皆得独立，父死子继，自以世袭，号为留后而不待朝命。朝廷无力讨伐，往往姑息了事，承认其地位，世称藩镇，迄于唐亡。 　　
4、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 　　
5、宋建立后，宋太祖有惩于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割据一方、相互混战的教训，对各节度使采用了赏钱夺权的办法，给予功臣银钱田地，要求他们解除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节度使石守信对禁军的控制。并派遣文臣知军州事，限制了节度使节制郡县的权力；又以转运使接管了节度使的财政权利；将地方上强壮的士兵编入禁军。凡此种种，节度使徒坐空城而已。 　　
6、之后，节度使一般作为宰相卸任之后的荣誉职务，称“某某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谓“使相”。也用于武臣的加官，南宋时，有加至三镇者，就是说名义上兼任了三个地方的节度使，如岳飞、韩世忠等。 　　
7、辽、金都仿唐制置节度使，往往有名无实，地位也远不如宋朝的使相高。元朝废除。

杯酒释兵权概念：

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因为是在酒席上做出了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杯酒释兵权”做为一个成语，逐步引申为泛指轻而易举地解除将领的兵权。

历史背景：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了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而后赵普数次进言宋太祖采取措施要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军事与政治改革措施：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
1、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2、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3、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历史意义与影响：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后世评价：

“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事件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反映，对其评价却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有杀功臣的行为，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却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君臣和气就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但是其历史影响却远远不是这样简单。也有人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而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游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强悍、灵活机动的特点，而且已经跨过农业社会门槛，实现了封建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初步发展，兼具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优点。

君权与相权管理措施比较：

汉武帝是采取了中外朝，频繁更换宰相，唐是实行三省六部制，分散相权。
汉武帝：汉初，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为加强皇权，汉武帝重用身边侍从、秘书等工作的人，让他们担任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国家大事，以削弱相权。
唐太宗：中央设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分散，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宋太祖：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行使相权，未知却宰相，后来由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这样就削弱了宰相的职权，皇帝得以总揽大权。

汉武帝和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的措施异同：

同：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地方机构的权力；
异：汉武帝设立中朝削弱相权；宋太祖分割宰相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在地方上汉武帝削弱王国实力，宋朝收地方精兵、财权、行政权。

汉武帝削弱相权措施：

为削减丞相权力，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中朝”，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也称为“内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并分夺外朝权力。依靠内朝，削弱相权。

三省六部制概念：

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三省：

从唐朝开始正式设立的中央政权体系，分别为： 　　
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 　　
门下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　　
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皇帝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并根据情况退回给中书省。这两个部门是决策机构，通过审查的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六部：

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分别为：
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 　　
户部：负责财政、国库 　　
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 　　
兵部：负责军事 　　
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具体审判另有大理寺负责。重大案件组织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会审。谓三司审。 　　
工部：负责工程建设 　　
中书省长官在隋朝称为内史令，唐朝称为中书令，副职称中书侍郎。门下省长官在隋朝称为纳言，唐朝改叫侍中，门下侍郎副之。尚书省长官称为尚书令，尚书仆射副之。但由于唐太宗在即帝位前曾担任这个职务，因此在唐朝此后的时期，这个官职轻易不授，而以尚书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唯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有大功于唐室，无官以宠之，遂授尚书令。另朱温篡逆前亦自称之。中书省内设中书舍人若干，掌草拟诏命。门下省内设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拾遗等官，掌规谏。尚书省下设左右丞，分管六部。六部的长官都称为尚书。 　　
三省之中，尚书令、仆射位高，为人臣之极而无实权。实际行使相权的是中书、门下两省大臣。

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异同；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是通过分权实现权力之间的监督与牵制；但其实质是根本不同的，三权分立的目的在于限制君主专制，而三省六部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加强皇权专制。

三省六部制的发展：

1、秦朝：
秦朝在少府下设尚书，主管典籍，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
2、汉朝：
汉武帝夺外朝（以丞相为主的正式的政府机关）权，设立以大将军为首的内朝，专门处理军国大事。以原属少府的尚书以及中书谒者来转达表章，沟通内外朝，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东汉时设置尚书台，统领百官政事，长官称尚书令。但是此时的尚书台在体制上仍然属于少府序列，官品低微，所以另派大将军、大司马、太傅以录尚书事的名义秉政。东汉末设侍中寺，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置侍中、散骑常侍等官，多以卓有学识的士人充任，为一时清选。
3、魏晋南北朝：
三国曹操自任丞相，移原隶少府的尚书吏部曹、选部曹等尚书诸曹为丞相属官，将汉武帝建立的内朝转为外朝官署，这是尚书省建立的开端。按：东汉时虽有尚书台、已经成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机关，但毕竟是隶属于内廷的官署，不能说是国家的正式政务机关。曹丕以尚书诸曹权力过大，遂以曹操设立的专门处理机密文书的秘书省为基础另设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置中书监、令各一人，以中书监为长官。南北朝时侍中、散骑常侍的权力逐渐扩大。北朝则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治机构的重心。晋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制。
4、隋：
隋朝建立后，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隋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秘书省类似于后来的馆阁，内侍省则是一个专门的宦官机构，主持中央政权的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其中，决策者为内史省，长官称内史令；审议者是门下省，长官称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六部。隋朝，三省长官均为相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
5、唐：
唐代三省制的特点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这种变化的动因在于皇权对于相权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为了控制相权，皇帝逐渐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预朝政，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宰相崇高的体制，所以便于控制。渐渐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职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崇高的虚衔，而真正的宰相却成为一种临时性质的职务，这符合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的规律。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唐太宗贞观八年，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为宰相。长兴四年为避讳（慕容延钊父名章），曾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尚书仆射是职事官从二品。贞观十七年，萧瑀、李绩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始于此。高宗以后，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否则即使担任中书令也不能称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师头衔的除外）。三省合署议事、办公，三省职能逐渐趋向混同合一。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通典》：“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印，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尚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旧称。中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门下省在唐代一度改称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
6、宋：
在宋代，虽然三省名义始终存在，但是已经混同为一省。同时由于枢密院、三司的设立，宰相的军权、财权被剥夺，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代官制“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不但宰相为临时职务，天下无官不为临时职务，至于“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按《宋会要·职官》“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有以侍中衔出任宰相职务的现象、却没有以中书令衔出任为宰相者，中书令与尚书令一样，都是荣誉头衔。其他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二《三省》：“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宋代通常二相并任，较唐朝时少了许多。也有独相一人或三相并置的。三相并置时，以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次相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二相并任的，首相并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神宗元丰改制时，尽废差遣职。以三省长官任宰相，诸官均以本官治事。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官高不便轻授。遂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例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右仆射例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长官。政和二年，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靖康元年，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三省长官名称皆依元丰官制。南渡后，凡事力图复太祖、太宗旧制。建炎三年，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中书与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孝宗干道八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废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虚称，遂为定制。
7、元：
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8、明：
明初不设中书令，仍以中书省统六部，长官称左右丞相。太祖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废中书省与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至此，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彻底废止。
9、清：
清沿明制，以六部尚书任天下事，其上先后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书房、军机处。

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军功爵制含义：

是指按军功(也包括事功)赐予爵位、田宅、食邑和封国的爵禄制度，是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而建立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

军功爵制演变：

1、战国时期各国新兴的地主阶级相继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各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其中军功爵制是各国普遍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如魏国李悝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根据“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原则，以功劳授爵禄，改变了以往“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世卿世禄制。
鉴于长期以来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而形成的“上逼主而下虐民”的状况，吴起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又如韩国申不害实行了“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赐爵制度。其他如齐国、燕国也都推行“明爵禄”、“无功不当封”的制度。至于秦国，则更是集各国军功爵制之大成。
2、秦统一后军功爵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二十级爵制。凡有爵者，均可据其爵位高低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秦政府重视军功爵制的贯彻落实，“从上到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评议、颁赐军功爵的机构，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中央有太尉、主爵中尉主管军功爵的工作；在各级军队中，建立了劳、论、赐一套评功赐爵的程序；在地方有县丞、县尉颁赐得爵者应得的食邑、土地和其他奖赏”。“军功爵制在秦代是具有实际政治、经济价值和意义的一种制度，它与西汉中后期以后军功爵制的轻滥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3、汉承秦制，但并非完全承秦不改。汉承秦代爵制，是指刘邦入关以后；在此以前，则沿用楚国旧制。故刘邦在入关前颁赐其部下的九种军功爵(七大夫、国大夫、列大夫、上间爵、五大夫、卿、执帛、执珪、侯)均为楚爵。及至他入关以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以争取人心，遂放弃楚制而改行秦制。刘邦在汉五年(前202)五月五日诏令有云：“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其中所谓“故爵”即指秦爵。刘邦在沿用秦代爵制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改革。其最大的变化是在二十级爵位之上，又增加了一个王爵。秦代废封建，立郡县，故其爵称中无王爵。汉朝建立后，刘邦在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错误地“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同姓子弟为王，不仅王爵可世袭，而且其他子弟还可封侯。于是，汉代军功爵制中遂有了宗室王、侯二等爵。其次是高爵级别的变化。秦时七大夫(即公大夫)以上即为高爵，故在前引汉五年五月五日的诏令中有“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之说。但不久刘邦就将高爵提高一级，规定“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即公乘以上才算高爵。汉惠帝即位后，将高爵界限再提高一等，令“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实际上是以九级的五大夫为高爵的起点。

军功爵制价值：

军功爵制是作为五等爵制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经过商鞅变法，秦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无爵位和爵位的高低。汉代军功爵制虽日渐轻滥，但在西汉初年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对一般百姓已无实际意义，但在军队中仍具有一定的作用。
汉初军功爵的政治价值还表现在爵位的可继承上。特别是作为彻侯、关内侯“后子”的嫡长子，可以继承其父的所有政治、经济特权，实际上是世袭制。其他如卿级爵(左庶长到大庶长)、大夫级爵(大夫到五大夫)和小爵(不更到公士)的嫡长子，均为降级继承(从降九级到降二级不等)，其他众子所继承的爵位就相当低了。按照爵位降二级继承的原则，上造、公士的嫡长子已无爵位可继承，只能进入庶民阶层。
军功爵的政治、经济价值，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的。如占有田宅和减免租赋，既是经济价值，也是获爵者政治地位的体现。其他如出差途中各传舍提供的食宿、车马服务，皇帝赐予酒食的数量，以及死者棺椁钱的多少等等都是如此。不过，军功爵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仅限于西汉初期吕后当政及其以前．此后军功爵制逐渐轻滥，到西汉末期，除高爵外，所谓“民爵八级”只是一种荣誉。到东汉时，连学识渊博的王充也不知道“民爵八级”有何用处了。这些论述，使军功爵制在秦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具体显现出来，并进而折射出军功爵制兴衰存废的历史轨迹。

军功爵制历史作用：

军功爵制是在春秋战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产生和确立的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军政制度。军功爵制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夺取政权，对于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在战争中鼓舞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军功爵制也助长了对敌方士卒和平民的大屠杀，甚至在己方士卒间也不惜杀良冒功，这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看其历史作用是：
①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壮大；
②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
③有利于秦汉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④军功爵制之弊。虽然军功爵制对历史发展有很大积极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

 宰相制度的废除：

(1)原因
明初沿袭元朝制度。宰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明太祖为巩固统治，借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度。
(2)措施
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3}影响
有利于防止权原专政，巩固统治；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二使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皇权专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宰相制度“立”与“废”的利弊：

（1）积极：辅佐皇帝，参与决策，分掌行政。
（2）消极：相权过大，威胁君权，造成君相矛盾，政局动荡。
（分析：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而威胁君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固然可解决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皇帝独操权柄，固然有利于防止权臣专政，加强统治，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是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社稷的兴衰维系于皇帝个人素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宰相制度的兴废及其原因：

从秦朝开始的这种君主丞相制度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特征是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同时存在一个“常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表》）的丞相或者相国。皇帝通过丞相治理国家，丞相既对皇帝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又是百官之长，所谓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丞相的存在，客观上起着制约君主的作用，故使皇帝时时忌惮。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部，皇权和相权一直是一对基本矛盾。为加强皇权专制，统治者往往通过分散相权来加强皇权。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与完善，就是皇权对相权的分离、削弱的初步成功。到明太祖，最终废除丞相权力分给六部，自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
丞相的设立，是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丞相制度的废除，是君主专制加强的必然结果。

宰相制度的废除原因：

①明初鉴于元朝丞相权势过重，以致皇权不稳、内乱屡生，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种制度妨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会导致社会动荡。 
②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同时，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③至此，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皇帝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 

宰相制度的兴废：

宰相是国君之下、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秦统一后，宰相的正式官称是丞相，有时分置左右，以右为上，称“右丞相”“左丞相”。宦官担任丞相的称“中丞相”。汉初沿秦制，以丞相或左右丞相为宰相之职，称相国则地位稍尊，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尚书台本是皇帝私府中掌管收发文书的小机关，汉武帝以后地位日渐重要，宰相的职权也就逐渐转移到尚书台长官的手中。西汉末年，丞相改为大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分属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但各朝的情况不完全一致。隋及唐初，三省长官并为宰相，成为正式的体制。北宋初，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行使宰相权力。为制约宰相，后来又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元朝设中书省，替代前代的三省。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元朝后期，宰相权势熏天，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还下令，以后不许再立丞相。至此，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专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专制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又经常在内廷决定军政大事。君主既离不开宰相，又最担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宰相本身并无独立的权力，不管当时的地位多高，仍然是君主的头号奴仆。宰相职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参与机密，参加诏令的起草、审议与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