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因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马关条约》（1895）：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1、背景：
①根本原因：解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转嫁1890年经济危机
②导火线：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

2、中日甲午战争经过：
重要战役：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威海卫战役
黄海海战（1894）：日军取得了黄海海域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主力尚存
威海卫战役：李鸿章“避战自保”，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3、中日甲午战争结果：
（1）中国为败给日本：
①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无法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根本原因）
②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态度（主要原因）
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领导者重视发展军事力量，皇室则贪图享受
（2）签订《马关条约》（1895）

4、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政治：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中国主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刺激中国救亡运动高涨。
（2）经济：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使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3）思想：民族危机加深，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蓬勃发展。

《马关条约》（1895）内容记忆方法：

方法1：用顺口溜形式:“割地台澎辽，赔款两亿高。开口有四处，设厂内税消”。
方法2：用字头法结合谐音法记为“哥哥开厂赔两亿两”，
解释:“哥哥”——谐音“割”音，指割地；
“开”——开放四处通商口岸;
“厂”——口岸设厂，内销免税；
“赔两亿两”—赔款两亿两。

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远东，朝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后，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魔爪首先伸向朝鲜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侵台碰壁后，日本于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等特权。1885年，日本乘朝鲜甲申政变(1884年)之机，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年年底，日本创立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此后，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把对中国一战作为首要目标。1892年，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正规陆军有7个师团(相当于军的编制)共12．3万人，后备兵队10万人，合计共22万余人；军舰达32艘，约6万吨。日本还不断派遣间谍到朝鲜、中国境内搜集情报，秘密测绘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渤海湾的详尽地形。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作好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只待制造一个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日本蓄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也称东学道，系秘密宗教团体)起义。5月31日，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李熙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清朝和李氏朝鲜有“宗藩”关系)。正在处心积虑寻找挑起战争时机的日本，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6月9日至11日，清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部二千四百多人先后在朝鲜登陆，部署在汉城至公州一线。于是，日本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的名义派出陆战队四百人入朝，10日公然占领汉城，至16日已有五千余人进驻仁川、汉城一带。这时，东学党起义已趋平息，中朝两国为避免事态扩大，提出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但日本却无理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底驻朝日军骤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决策集团竭力避战求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美各国出面“调停”。7月23日凌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动政变，派兵攻占朝鲜王宫，扶植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两天后，大院君“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中国驻军，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了。

清政府内部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有两种不同说法。
1．不存在和战之争。
这是史学界新近提出的观点。持此说者以夏冬为代表。
夏冬通过对帝党的主要人物翁同和后党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进行分析，认为帝后两党无和战之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从清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想尽办法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作者指出：“李鸿章与翁同在战前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作好战、和两手准备，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等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手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属下的海军在朝鲜与日军接仗”，“李鸿章已在军事上指挥对日作战”；翁同“主张一战”，他的“‘以我兵能胜倭为主’的思想显然高出李鸿章一筹”。黄海之战失利至北洋舰队覆灭，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态度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翁同态度较前后退了，“只是想免遭国人唾骂而已”。据此，作者认为：“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虽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就要看什么对他们最有利。”
2．有主和主战之争。
这是传统的说法。持此说者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戚其章等。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指出：“在日本进攻、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和群众要求反抗侵略的压力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大部分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如翰林、御史等都积极主战。”主战的还有以“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主和派主要是李鸿章系统的洋务派以及恭亲王奕等当权的大官僚”。 戚其章说：“认为帝后两党之间不存在和战之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甲午战争中，慈禧虽曾‘传懿旨亦主战’，并‘谕不准有示弱语’云云，却不能以此就否定她的主和。同样，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在调遣军队、布置防守等方面不能说一件事没做，却不能以此证明‘北洋系的利益与民族利益就有了一致’，他‘已在比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于是连他的‘主和派’帽子也就可以摘掉了。”总之，“对后党是否主战的问题，也不应抓住个别事例不加分析就轻率地作出论断”。
范文澜、陈旭麓、林增平、孙孝思等均持此说。

服装：

1、鸦片战争前后“窄袖革履”的西式服饰传入中国，民间效仿之风兴起。长袍马褂与西服革履并行不悖，成为近代社会特有的景观。
2、民国期间，政府仿照西方各国，颁布了男女礼服的形制。
3、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传统服饰，而是促成中国服饰的改良。中山装和旗袍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断发”与不缠足运动：

1、1910年，清政府颁布准许臣民自由剪发的法令；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结辫陋习革除。
2、不缠足运动先于“断发”。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在广州正式成立“不缠足会”，并不断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件，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近代以来服饰变化的原因、表现及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是服饰变化的根本原因，观念的变化是服饰变化的直接推动力。
（1）在古代，服饰和阶级、身份紧密相联，有着繁复的制度和规定。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先进纺织技术的传入，冲击了传统家庭手工业；同时，社会结构随之产生变动，旧的等级秩序受到冲击，西方文化、生活方式推动着个性的解放,首先体现在穿着上摆脱旧的规定的束缚。
（2）近代服饰的变化伴随着政体的演变：近代服饰的历史性变革主要表现在民间服饰尤其是民间男子服饰上。清代传统的民间男子服饰是“长袍马褂”，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式服装及其穿着形式传入，并以口岸城市为中心向其他地区传播。中国留美幼童通过与学监的斗争，开始改穿西装，并发生了剪辫之举，揭开了近代中国社会“断发易服”运动的序幕。20世纪初，由于民主革命的兴起，学生群体中剪辫易服的呼声就更加高涨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民国政府彻底否定了满族服饰，提倡“剪辫易服”，西式服饰一时成为社会上较为流行的服饰。
（3）中山装与旗袍是中西服饰融合的产物，利用传统服饰,融合中西美学标准，反映了中国民众审美观念在服装方面的变化。
（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山装、人民装、列宁装迅速取代西装、旗袍，成为共和国初期的主要服装样式，它们与当时追求进步、保持革命激情的社会政治思潮有紧密联系。
（5）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大发展，中国服装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渐与国际接轨。
近代以来服饰的变化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民主化的趋势，是中国从中古社会迈向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对服饰的需求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刺激了生产力的大发展。

康有为断发易服的奏折：

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

孙中山关于剪辫子的论述：

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迫我们做成的，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种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地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

并行于世的中西餐：

近代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面食肉类为主。北京作为都城，除了宫廷菜以外，各大菜系涌入京城，特别是鲁菜几乎成为京菜的代表，八大楼以及具有北京特色的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等老店享誉京城。鸦片战争后西式餐饮成为大城市的消费时尚。

饮食：

民以食为天，饮食受到自然环境、生产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地域特性。中国的饮食种类丰富，特点明显，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作物种类导致地区性差异明显，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面食肉类为主。北京作为都城，除了宫廷菜以外，各大菜系涌入京城，特别是鲁菜几乎成为京菜的代表，八大楼以及具有北京特色的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等老店享誉京城。此外，种类繁多、口味丰富的各色小吃更是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些一直流传至今，依然受到民众的喜爱。
（1）19世纪40年代，通商口岸出现了由外国人经营的西餐馆。
（2）19世纪60年代前后，上海陆续开办一些西菜馆。
（3）七八十年代以后，西餐成为一种时尚，逐渐由通商城市流入市镇，由沿海进入内地。
（4）酒、茶、烟等日常食品在近代也发生了嬗变。华资经营的咖啡馆、西式茶室、音乐茶座和公园露天茶室，成为上流社会和青年男女乐于光顾的公共场所。

 房屋建筑的演进：

传统的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江南的民居。一些官员和富商也建起欧式洋房或中西合璧的豪宅。电灯照明在城市中出现，房屋格局、生活设施、装饰风格都有了很大变化。上海、广州、青岛成为中国近代城市的典型代表。

建筑：

（1）西式建筑最早出现在租界地区,与中国传统民居形成鲜明对比。
（2）近代居民最普遍、最典型的是居住大院和里弄住宅；在四合院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居住大院多分布在北方城市。上海、汉口、南京、福州等南方城市以及天津等地则出现了中西合璧的里弄住宅。
（3）同时期，在大城市还出现了高级公寓和别墅式住房，其种独院式的花园洋房最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