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礼仪：

1、跪拜礼→握手、鞠躬；
2、称呼：“老爷”“大人”→“先生”“同志”；
3、婚丧仪式：铺张繁琐愚昧→简洁文明。

“断发”与不缠足运动：

1、1910年，清政府颁布准许臣民自由剪发的法令；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结辫陋习革除。
2、不缠足运动先于“断发”。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在广州正式成立“不缠足会”，并不断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件，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五四时期人们关于婚姻自由的看法：

五四时人认为，婚姻自由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恋爱自由：
恋爱是“男女结婚的中心要素”，“必定先有恋爱，方可结为夫妇，必定彼此永久恋爱，方可为永久的夫妇”。
(2)婚姻自主：
婚姻主体对主婚权的把握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关键。他们强调婚姻要“完全凭着男女两人自由的意志，互相结合”。
(3)离婚自由：
“在现社会内，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一样很重要……如果不同时鼓吹自由离婚，那就这自由婚制也成了锁镣”，因此，“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并行齐进”。
(4)再嫁自由：
认为寡妇再嫁问题，完全是“一个个人问题”，要按本人的意愿去办，万不能“为了褒奖条例，为了贞节牌坊”，而断了再嫁的念头。强调婚姻缔结当事人的权利，强调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强调夫妇双方在自由同意基础上的婚姻的道德性，无疑是切中封建婚姻的实质，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有力冲击。 

黄遵宪劝止缠足：

1897年10月，梁启超应邀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在当地提倡不缠足，按察使黄遵宪马上予以支持。黄遵宪首先列名不缠足活动发起人，接着亲撰布告，劝告人民不要缠足：“天地生人，本无生女悲惨之意，父母爱子，时仅生疾毁伤之忧。故圆颅方趾，麻木偏枯则为疾，属毛离里，疾痛弱化之谓慈。自薄俗流传，公理蒙晦，求工纤趾，肆彼忍心，毒螯千年，波靡四域，肢体因而脆弱，民气以之凋残，几使天下有识者伤心，贻后世无穷之唾骂。 ──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新式婚姻日渐增多 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

废止缠足运动：

早在清末，废止缠足的天足运动就已经展开。天足，即天然之足，清朝末年发生的反对缠足、崇尚天足的天足运动是由一批维新志士发动起来的。
早在1883年（光绪九年）康有为就在老家广东南海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康广仁又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足。成立之初，会员便达万人以上。与此相呼应，在广州附近的顺德也创立了戒缠足会。另一位著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积极从事反对缠足的活动，并致力于从事反对缠足的宣传工作。
1898年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专门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痛陈缠足之害。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的反缠足运动告一段落。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了反缠足运动中。
进入民国，天足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政府已经把放足和禁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民国建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国民政府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政府对缠足的劝禁工作从未停止。到了抗日战争前夕，尽管这一陋习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禁绝，但杜绝这一陋习基本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新中国社会生活新风尚:

新中国后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

1、人民当家作主是建国后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①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城市居民的劳动就业问题，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②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③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打击不法商贩的投机倒把活动，稳定物价，得到群众的拥护，统一财经的措施解决了供求、劳资等矛盾；
④合理调整工商业，调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
⑤进行了增产节约运动。这样到50年代初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基本保障了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勤俭节约、无私奉献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
2、改革开放后发展原因是党和政府把实现小康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从农村到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沿海到内地形成开放的新格局，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建国后社会生活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从衣、食、住、风俗等方面都有具体表现。
1、从“衣”的方面来说，人们走出了过去千篇一律的“蓝海洋绿海洋”，开始追求五颜六色、款式新颖的服饰，追求个性化的表现，甚至品牌效应。衣着的变化不但说明人们富裕了，也说明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也在悄然变化，而且服装材质丰富，设计新巧，工艺水平也提高了。这些充分说明我们国力在增强。
2、从“食”的角度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后，粮食产量增高，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取消实行了几十年的票证，1987年政府发动了“菜篮子工程”，可结合教材中学思之窗的内容，完成思考题。也可结合本地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得到第一手资料。从物资匮乏到产品极为丰富，从最初的填饱肚子到现在的食不厌精，普通人家的餐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3、从“住”的方面来说，人民的住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由普通平房到简易楼房再到90年代以后国家启动安居工程，保障中低收入职工的住房福利，人均居住面积逐年增加。1991年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七平方米，2001年已经达到10．5平方米，十年的时间增加了50%。到2001年底，中国城乡住宅竣工面积已经达到13亿多平方米，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产业。人们的居住质量也在进一步改善，不仅满足于宽敞舒适，在环境优雅、价格适当、个性装饰等方面有了更多要求。为使城市建设更趋于合理化、规范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城乡规划的监管。同时，中国的住宅建设更加注重人性、生态和环境保护。
4、从“社会风俗”方面来讲，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娱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五一”“十一”长假，成为人们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黄金周。居民的休闲生活更加多彩，休闲度假、郊区游、出境游以及娱乐健身等逐步成为市民生活的新内容，体现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关心自己、关爱他人、关注社会成为新的社会时尚。

菜篮子工程：

所谓“菜篮子工程”，是指政府为解决城市居民的副食品消费所采取的改进副食品产供销渠道的一系列措施。从1988年5月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将产、销通盘考虑，解决我国主要鲜活农产品供需矛盾突出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菜篮子”工程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列入“菜篮子工程”范围的副食品品种大致有五类：如肉猪、禽蛋、蔬菜、水产品、奶牛等，通过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将科研、生产、批发（供应）、销售、管理等部门集中起来，组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实体，以丰富市场供应，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经过十年来的实施，我国蔬菜、肉类、禽蛋、奶类、水产品和水果等六大类鲜活农产品的产量以年均7％到13％的速度增长，使我国居民的“菜篮子”日益丰富充足。截止到2002年，我国年人均蔬菜占有量已跃至311.1千克，远远超过世界人均105千克的水平。现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许多大中城市蔬菜日上市品种在50个以上。菜篮子工程取得了喜人成绩。

孔子和早期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

1、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2、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
3、孟子“仁政”、“民贵君轻”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冷遇。

春秋——孔子： 

主张和贡献： 
1、核心：
是“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政治思想：
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保守部分；
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包含民本思想。 
3、教育思想：
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战国——孟旬： 

1、孟子： 
①发展了仁，提出了“仁政”  
②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 
③伦理观：性善论 
2、荀子： 
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②民本思想：君舟民水 
③伦理观：性恶论 
④制天命而用之  历史地位：经过孟子、荀子对儒学的总结与改造，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儒家思想的形成：

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在对先秦思想文化进行粗暴否定的同时，也使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低潮。
至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的建立，太学建立，儒学获得了官方地位。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
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
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
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
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
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
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
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
孔子以后，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
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
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
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
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
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