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指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魏文帝曹巫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正式设置九品官人法。曹王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实行的原因与初期情况：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1、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如：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
2、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3、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九品中正制的衰落：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举权操纵在地方豪强之手，“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诉之意”《晋书?刘毅传》。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广大民众进入政权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崩溃，九品中正制也随之被废除，而代之以科举制。

科举制的文化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同样，我们评判科举制度也是一分为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①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通过科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②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明清时实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应考者，使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经济——富国：

（1）目的：以农求富，增强经济实力；
（2）措施：
①废井田，开阡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的灌溉渠道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②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③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关于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本义探讨：

“为田开阡陌封疆”是商鞅变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对它的基本含义，自古至今就有较大的争论，占主流的意见是：废除旧的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并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它的实施，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在秦国得到确立。
但是这种说法早在古代就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开阡陌”实际上是“置阡陌”，不过，在他们眼里，商鞅变法还是起破坏井田制作用的，只是那叫做“隳经界，立阡陌”，变国家土地公有为个人土地私有。
现代不少学者沿着“置阡陌”的思路而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辨。田昌五等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开阡陌封疆只能解为设置阡陌封疆，而不能说成是掘掉井田的界。具体地说“为田开阡陌封疆”是指“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或十万顷的标准，以县为单位计算出土地总面积，除去山泽道路邑居，其余的耕地按良田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农民。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袁林《论商鞅田制》（载《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也认为，商鞅变法后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说法不能成立，而是完善严密的田界系统，设立阡、陌、阡道、陌道，使随意改为田界变得十分不易，既保证了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保证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