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安谋克制度：
金朝实行的军民合一的地方基层组织。猛安谋克原来是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组织，阿骨打加以发展和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猛安谋克户平时实行从事生产活动，战时自带兵械，以猛安谋克为单位应征出战；猛安、谋克作为地方行政官员，分别于防御州、县官员职掌相近。猛安谋克是具有女真特色的地方基层组织。
金的建立：
女真族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长期居住在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一带。北宋中后期，女真族的完颜部强盛起来，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
为了解除民族压迫，1114年，女真族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抗辽，取得了初步胜利。1115年，阿骨打称皇帝，建立金朝，定都会宁。阿骨打就是金太祖。为了加强统治力量，阿骨打推行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各户的壮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出征。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对金的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辽朝灭亡：
阿骨打建国后，国力迅速增强。那时的辽政权由于政治腐朽，剥削苛重，各族人民起来不断反抗。阿骨打屡次兴兵攻辽，削弱了辽的力量。金与北宋联合夹击辽。1125年辽天祚帝为金军所俘，辽朝灭亡。
金朝的疆域：
 
女真族：
女真，又名女贞、女直，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现今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的前身。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12世纪前期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17世纪初建州女真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至1636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少数的蒙古族、汉族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我国古代三次经济重心南移：
1.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南迁。“永嘉南渡”，将先进技术也带到了江南。
2.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南北经济开始接近平衡。
3.南宋以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
1.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
2.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
3.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
 

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1.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2.北方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去先进的工具和技术。
3.政治中心的南移(如南朝、南宋)或者东移（如明朝和清朝），加快了南方的开发。
4.南方自然条件好，适合农业发展，而且对外贸易条件比北方优越。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1.在先秦和秦汉时期，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开发较早，农业发达，经济重心在北方。
2.东汉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出现了南移的趋势
3.东晋南朝：趋向平衡。西晋灭亡以后，南方地区经历了从东晋南朝的政权更替。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
4.隋唐五代：开始南移。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均获得极大发展。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5.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整个五代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
6.两宋时期：最终完成。两宋时期，北方同样战乱频繁。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权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当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可见，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阶段。
7.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我国三次人口南迁：
1.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浪潮是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和中原地区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混战，大量人口迁移到南方，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为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奠定了基础。
2.发生在唐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口的大量南移，南方得到更进一步开发，特别是江淮、太湖地区荒地被大量开垦，成为我国新的财富地区，到五代时南方经济开始逐渐超过北方。
3.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两宋时期，北民的进一步南迁，南方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北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最终完成。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启示：
1.社会稳定与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往往是伴随北方的战乱对经济的破坏，而南方相对稳定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2.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北民在南迁的过程中，不仅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经验带到南方，客观上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3.执政者的重视和正确的决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历史上，无论是东晋南朝时期，还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统治者一方面大规模兴修水利，另一方面都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政策。使广大农民赋轻役稀，极大提高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4.经济重心南移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是否稳定、统治者是否重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方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

宋代的社会风貌：
宋代以来对女子的束缚越来越严重。妇女缠足的陋习开始传开。在宋代，从穿戴上，可辨认出士、农、工、商从事行业的特点和等级差别。出现有娱乐兼经营的场所瓦子，瓦子中圈出专供演出的圈子叫勾栏，还有元旦、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宋代称春节为元旦，要挂年画，贴桃符。

宋代的社会生活：
 

瓦子的出现反应了什么历史问题：
1.从起源上看，瓦子的产生是城市繁荣、商业发展、市民阶层队伍扩大的结果。
2.从瓦子的内容上来看，既有物质生活方面的，又有精神生活方面的，反映了宋代商业领域的扩展。

宋朝的新娱乐方式——瓦子：
 

两宋时期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原因和条件：
两宋军民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以及宋辽、宋夏、宋金的议和，使得中原和南方地方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社会持续发展环境；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崛起扩展之际，也不断吸收中原先进文明，农耕文化也游牧文化在碰撞中逐渐交融，大大丰富了华夏文明；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大大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古代经济中心南移；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重大发明与应用以及海内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科学技术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峰；两宋统治者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的原画长528厘米，高24.8厘米，最早的版本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反应出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兴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宋元文化繁荣的原因：
1.宋元经济在“隋唐盛世”基础上继续发展，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的重要前提；
2.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中原和南方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
3.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民族融合加强，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增多，促进各族文化共同提高；
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一方面我国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我国吸收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
5.宋元统治者的开明政策，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的策略，是文化高度繁荣；元朝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文化和儒家思想，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宋元时期的绘画和书法成就：
宋元时期的绘画艺术，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技巧成熟，突出体现了在山水画、花鸟画和风俗画的创作中。
宋代：1.李公麟，人称“宋画第一”。2.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东京汴河沿岸的风光。
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人称“神品”。
书法：
宋代：“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元代：赵孟頫既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画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清明上河图》：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叙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以事系年，详略得当，以述事论人为主，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了历代治乱兴衰，以供统治者借鉴。


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异同：
1、相同点：
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通史巨著,即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朝代，而是贯通历代的著作。
2、不同点：
（1）编写体例不同；《史记》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2）内容不同；《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3000年的主要历史；《资治通鉴》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了从战国时期到五代末年 共1362年的历史。（3）编写目的不同，《史记》是一部纯历史著作；而《资治通鉴》则以与历代朝政兴衰得失相关的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要内容，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
《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重在历治兴衰，意在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部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
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据传司马光天生聪慧，七岁时就已经有成人的思维了，他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寒暑饥渴。有一天，司马光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一个孩子不慎跌入了大水缸之中溺水，其他孩子只能着急的看着，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司马光用石头把水缸砸碎，水洒了出来，溺水孩子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
宋仁宗宝元初年中了进士甲科，那时他才二十岁。后来跟随老师庞籍做了并州的通判，那个地方河西多良田，但是西夏人侵吞那里的土地，成为了河东边的祸患，司马光向庞籍建议：“筑造两座堡垒来牵制西夏，并且招募百姓去耕种，耕地的人多了，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也可以缓解河东粮食贵运输难的问题。”庞籍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庞籍病死了，司马光对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孝顺，对待他的孩子像弟弟一样照顾，当时人们都称颂他贤德。
他性格朴素，不喜欢华丽奢靡的东西。在开封做官时，交趾国进贡给皇帝一只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但是司马光建议道：“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麒麟）没有自己到降临，不是祥瑞。”皇帝听从了他的话，把贡品还了回去。后来在礼部做官，一天有司上奏皇帝发生了日食，京城白天看不到太阳，群臣纷纷道贺，但是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能看到太阳，京城却看不到，这是陛下被奸邪蒙蔽了，天下都知道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灾祸，不值得庆贺。”皇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宋神宗时，王安石作为宰相推行新法，而司马光私下和王安石私下的交情很深，但是他认为祖宗的法令不能变化，而且发现了王安石新法推行时一部分政策用人不当，祸害了百姓，向王安石提起，但是安石不听，后来和他决裂，成为了坚决反对他的人。
元祐元年，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为司马光病重，行动不便，皇帝免除了他的朝觐。并且特别准许他乘肩舆，司马光谢绝了皇帝的好意，说：“不见陛下，不能做事。”皇帝只好下诏让他的孩子司马康扶着他觐见。并且说：“不用行礼。”辽和西夏的使臣每次到来，必然问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并且命令他们边境的官吏：“宋朝有司马相国在，不要轻易生事，惹出事端。”司马光说到做到，要为朝廷奉献一生，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宾客们看他身体羸弱，告诉他诸葛亮过度操劳的例子，他却说：“生死都是天命。”后来病情加重，都没有意识了，在梦里反复说的都是国家的大事。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皇帝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人们常常说司马光迂腐守旧，为了保守派的利益不顾百姓，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从上面的事件可以看出司马光确实是足智多谋，心系社稷与天下百姓，清廉自居，为人贤德，甚至成为了大宋朝的顶梁柱。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最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