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的建立：
辽朝，又称契丹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人建立的的一个封建王朝，从公元916年至1125年，持续了209年。916年3月17日，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帝，国号“契丹”，定都上京。阿保机是辽太祖。

辽的政治制度：
10世纪初，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耶律阿保机提倡农业，逐步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依照汉族的法律制定法律条文，命人依据汉字形状来制定契丹文字。在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的统治时期，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州。后来，契丹该国号为辽。
辽朝统治者采用“藩汉分治”的政治制度，中央设置南面官和北面官。南面官由汉人和契丹人担任，沿用唐朝以来的官制，统治汉人和渤海人。权力不及北面官大。北面官均由契丹人担任，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辽朝疆域：
 

契丹的历史：
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常以名马文皮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628年（唐贞观二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背突厥附唐。此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后来，契丹附于后突厥。715年（唐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来附，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其后，契丹首领可突干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重用胡人安禄山，结果酿成安史之乱。唐至德(756～758)年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9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又归顺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

交子：
宋真宗时期，在政府的许可下，成都16家富户主持印造了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市场上流通，叫做“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时，交子收归官办，设立本钱，定限额发行，仍在四川使用。徽宗时，改交子名称为“钱引”，而且不备本钱，取代了早期纸币交子。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都市商业繁荣，大街小巷都分布着店铺和作坊，城市的商业化气息极浓。
2.经商时间长，基本上是日夜相继。
3.娱乐活动商业化。
4.方便贸易的纸币出现。
5.对外贸易活跃。
宋朝商业的繁荣有以下几个表现：
1.城市商业繁荣，城市突破了市坊的界限。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临安城在商业繁荣呈上来讲，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形成了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商业的繁荣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形成了草市——市镇——城市的市场网络体系。
3.在货币领域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4.商业交换品种迅速增加，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
5.两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甚至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南宋的交子：
 

南宋商业繁荣的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是生产力继续发展，政策导向的共同影响的。
1.从时代背景看：唐朝中晚期我国经济中心以经南移；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稳定；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南方城市社会能够发展。
2.从政治政策上看，宋王朝统治者执行了开明政策。南宋王朝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鼓励经商的封建王朝。
3.从思想文化上看，高度繁荣的文化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4.同时由于陆路不通畅，北方少数民族的阻塞，丝绸之路受阻，南宋朝贸易的只能通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给宋朝打开了更大的海外市场。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叙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以事系年，详略得当，以述事论人为主，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了历代治乱兴衰，以供统治者借鉴。


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异同：
1、相同点：
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通史巨著,即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朝代，而是贯通历代的著作。
2、不同点：
（1）编写体例不同；《史记》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2）内容不同；《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3000年的主要历史；《资治通鉴》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了从战国时期到五代末年 共1362年的历史。（3）编写目的不同，《史记》是一部纯历史著作；而《资治通鉴》则以与历代朝政兴衰得失相关的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要内容，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
《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重在历治兴衰，意在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部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
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据传司马光天生聪慧，七岁时就已经有成人的思维了，他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寒暑饥渴。有一天，司马光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一个孩子不慎跌入了大水缸之中溺水，其他孩子只能着急的看着，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司马光用石头把水缸砸碎，水洒了出来，溺水孩子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
宋仁宗宝元初年中了进士甲科，那时他才二十岁。后来跟随老师庞籍做了并州的通判，那个地方河西多良田，但是西夏人侵吞那里的土地，成为了河东边的祸患，司马光向庞籍建议：“筑造两座堡垒来牵制西夏，并且招募百姓去耕种，耕地的人多了，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也可以缓解河东粮食贵运输难的问题。”庞籍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庞籍病死了，司马光对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孝顺，对待他的孩子像弟弟一样照顾，当时人们都称颂他贤德。
他性格朴素，不喜欢华丽奢靡的东西。在开封做官时，交趾国进贡给皇帝一只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但是司马光建议道：“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麒麟）没有自己到降临，不是祥瑞。”皇帝听从了他的话，把贡品还了回去。后来在礼部做官，一天有司上奏皇帝发生了日食，京城白天看不到太阳，群臣纷纷道贺，但是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能看到太阳，京城却看不到，这是陛下被奸邪蒙蔽了，天下都知道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灾祸，不值得庆贺。”皇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宋神宗时，王安石作为宰相推行新法，而司马光私下和王安石私下的交情很深，但是他认为祖宗的法令不能变化，而且发现了王安石新法推行时一部分政策用人不当，祸害了百姓，向王安石提起，但是安石不听，后来和他决裂，成为了坚决反对他的人。
元祐元年，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为司马光病重，行动不便，皇帝免除了他的朝觐。并且特别准许他乘肩舆，司马光谢绝了皇帝的好意，说：“不见陛下，不能做事。”皇帝只好下诏让他的孩子司马康扶着他觐见。并且说：“不用行礼。”辽和西夏的使臣每次到来，必然问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并且命令他们边境的官吏：“宋朝有司马相国在，不要轻易生事，惹出事端。”司马光说到做到，要为朝廷奉献一生，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宾客们看他身体羸弱，告诉他诸葛亮过度操劳的例子，他却说：“生死都是天命。”后来病情加重，都没有意识了，在梦里反复说的都是国家的大事。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皇帝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人们常常说司马光迂腐守旧，为了保守派的利益不顾百姓，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从上面的事件可以看出司马光确实是足智多谋，心系社稷与天下百姓，清廉自居，为人贤德，甚至成为了大宋朝的顶梁柱。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最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