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汉武帝的这一政策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经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而是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在推崇的过程中，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其他思想学派并没有被禁止，而且当时所提倡的儒学自身也广泛吸收了其他诸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汉武帝创造性地将独尊儒学和教育结合起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重要载体，它在客观上还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 当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他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是与政治专制相呼应的产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

汉初，为了恢复社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实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
在思想上，主张清净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已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更适应汉武帝时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汉武帝开始提倡儒学，“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聘“儒者数百人”，引起天下学士“靡然向风”。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各地贤良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其中包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认为政治法纪上的大一统，必须是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的建议立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接受。汉武帝下令正式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指导下，在朝廷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五经博士为教官，博士弟子为太学生。太学生经过考试，合格的便可直接授官。博士除参与有关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封建官学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结束了战国时期各种学派互相争鸣的局面，儒学正式取代了黄老之学，儒学独尊地位被确立起来，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

评价：

有利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大一统局面，因此，对维护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孝景（汉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董仲舒传》）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者”。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他先后担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晚年“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杂以阴阳五行说等，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体系的中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假借天意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绝对化、神圣化，还提出了三纲五常，并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有所揭露，提出“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主张。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应以“教化”为“堤防”，立太学。《春秋繁露》是他的主要著作。董仲舒帮助汉武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儒学得以改造、发挥并取得独尊地位，是为此后两千年以儒学为正统之滥觞。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