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含义：

又称靖难之变，“靖难”的意思：“靖”指平息，扫平，清除。“靖难”代表平定祸乱，平息战乱，扫平奸臣的意思。靖难之役，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建文年间燕王朱棣战胜建文帝朱允炆，夺取帝位的战争。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藩王中势力最强的燕王朱棣因不满朝廷削藩措施而起兵叛乱。战争历时三年，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军攻下首都南京，惠帝失踪，朱棣登上帝位，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迁都北京：

由于洪武年间，北方的防务多由几位边王（如朱棣、朱权）负责，而靖难后朱棣徙诸边王于内地，导致华北防务空虚；
又由于有唐朝之守外虚内、宋朝之守内虚外的教训，故在军事上，定都金陵（南京）、遥控将领守卫边界的风险很大；
“天子守国门”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南京的建文帝影响较大，在政治上考虑，作为朱棣大本营的北平更加适合作为帝都。故考虑各种因素后，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名顺天府；随后迁徙各地富民于北京。称北京为行在。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的准备一直在进行，如建北京城、建宫殿、疏通漕运等；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建成，遂下令迁都，以南京作为留都。自此，除1928年至1949年期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外，北京均为中国的首都。朱棣在靖难初始时曾将大宁的全部军力（包括朵颜三卫）纳入麾下，朵颜三卫在后续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故朱棣称帝后，将宁王封于南昌，永乐元年三月把大宁封赏给朵颜三卫作酬劳。

“靖难之役”战争简介：

又称“靖难之变”，是中国明朝建文年间发生的内战。明太祖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他死后，孙子建文帝即位。建文帝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攻破明朝京城南京，战乱中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位，就是明成祖。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1421年，北京城全部主体工程建成，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称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

战争背景：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及子孙的统治，便大封宗室二十多人为藩王，驻守全国各地。这些藩王虽然没有封地的管治权，但拥有护卫军队，少者有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驻守北方边境的晋王、燕王和宁王军权更大。
如果太子朱标不是早死的话，即使他将来继位，按照“长兄为父”的传统，诸王应会对他存有敬畏。朱标不幸早死，太孙朱允炆是诸王的后辈，感到难以约制诸王，加上诸王拥有军权，对他构成潜在威胁，便有削藩之意。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去世，朱允炆作为皇太孙继位，是为惠帝，听从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开始削藩，先后削去周王、齐王、湘王、代王及岷王五位藩王。

战争经过：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对策。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

事件影响：

成祖在“靖难之役”获胜后，诛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及众多建文旧臣如：卓敬、暴昭、练子宁、毛泰、郭任、卢植、戴德彝、王艮、王叔英、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刘端、黄观、侯泰、茅大芳、陈迪等，史称：“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他们的家属和亲人也被牵连，死者甚众，流放及被其它方式惩罚的人也不少。直至明仁宗即位后，大部份人始获赦免，余下的人的后代却迟至明神宗时始获赦免。 　　
成祖不承认建文年号，以即位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元年。虽然成祖因为反对惠帝削藩而起兵，但他即位后却跟惠帝一样推行削藩。因为京中宦官提供的情报帮助成祖击败惠帝，成祖即位后便改变太祖以来禁止宦官干政的政策，开始重用宦官，埋下日后宦官祸国的种子。

惠帝朱允炆削藩存在的问题：

1、削藩既无计划（如一月之内连削三王），又缺乏妥善的善后处理；加之惠帝本人刚刚登基，削藩速度过快，导致人心浮动。
2、捕风捉影，导致地方有人告变邀功（如湘王被人诬告谋反，无以自明，遂自焚）。
3、过于急躁，削废并进，激化矛盾。废藩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给予藩王造反的理由。汉七国之乱、晋八王之乱均非因置藩本身引起变乱，而是中央的削藩引发既得利益者抗争。即使是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也不是直接废藩，而是颁布《推恩令》来逐步削减。而且削藩之外也把诸王爵位也削掉，被褫夺爵位的王爷全家皆发配各地餐风露宿，使其他王爷人心惶惶，在战争爆发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袖手旁观，甚至给予燕王援助。
4、掩耳盗铃，放还燕藩三子。朱棣的三个儿子当时（建文元年五月）都在南京，本可作为人质，黄子澄说不如放回北平，以麻痹朱棣；但实际上当时已经削去四位藩王，可谓掩耳盗铃。
5、重文轻武，罔顾军事。朱允炆本身毫无作战经验，虽然因太祖大杀灭元功臣，加上太孙崇文抑武、重用者均为文官儒生。以当时外患仍频的明朝而言（明蒙战争直到隆庆、万历年间才逐渐停止），惠帝本身完全无作战经验及兵法素养，中央不是没有合适的统兵将领，可是中央由一群不懂军事的文官贸然指挥，唐突削藩并非治国良策。后来事实也证明，方孝孺等大臣确无保家卫国之作战能力。而且，削藩的同时，惠帝也进行改制，大幅提升文官地位（如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造成武将不满，或多或少对惠帝的政策实施有不良影响。
6、朱允炆对待身边那些偶犯小错的宦官不当人看往死里整，犯了大罪的文官却当宝贝捧著，导致宫中太监愤而投靠燕王，派人给燕王送信，朱棣才知道南京城兵力空虚，于是甩开朝廷主力，一招黑虎掏心直接杀奔南京城下了。

契丹、党项封建化进程的相同点：

1、社会进程相同。　　
兴起之初社会形态都处于奴隶社会阶段，过着游牧生活。
2、封建化的原因相同。
都是由于受到汉族地区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
3、采取的措施相同。
都建立政权，仿效中原王朝建立各项制度，仿照汉字创制本民族文字。
4、政治制度的特点相同。
都采取“蕃汉分治”的办法来分别管理不同民族地区。
5、和宋朝的关系相同。
都曾和宋朝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后又都与宋朝议和，接受宋的“岁币”，议和后都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友好局面。彼此间官方和民间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进一步推动封建化进程。

评价宋辽澶渊之盟和宋夏和议：

1、这二次和议的根本原因是北宋政权的政治腐败，皇帝苟且偷安，即使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也屈辱求和，使得中央政府内部投降派得势、主战派受压。
2、尽管宋朝政府是以屈辱代价换来了和平局面，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加剧了两宋的统治危机，但是和议本身是民族友好和睦的表现，它客观上结束了辽宋、夏宋间的战争，使彼此获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为各方面经济发展和各族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加强。因此，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和利益上看，和议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应予肯定。

宋辽战争分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宋对辽的战争，目的是“夺取幽云十六州”，因为，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是在916年，947年其子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在这之前，契丹政权就已从石敬瑭手中得到了幽云十六州。而北宋建立于960年，时间要比辽国晚。因此说明，宋对辽的用兵是为了夺取幽云等州。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宋军遭到失败。之后宋由积极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即“守内虚外”的政策，把主要力量转向对人民的防范和镇压，这反映了北宋统治者的腐朽和虚弱。
3、第二阶段：辽攻打宋是为了南下掠夺财富。辽军南下，不断威胁北宋，但最终未能打败北宋，双方议和，形成对峙局面。

夏宋战争：

元昊称帝以后，不断向宋进攻。到1004年，宋夏达成和议。这期间夏宋主要战役有四次： 　　
1039年(宋仁宗宝元二年)，西夏攻保安军，巡检指挥使狄青击败之。 　　
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西夏攻延州，大败宋兵，宋将刘平、石元孙均被俘。宋派范仲淹主持对西夏战事。西夏进攻三川寨，宋将杨保吉战死。宋军攻白豹城，小胜。 　　
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宋军攻夏，大败于好水川，大将任福等战死。夏军攻占宋丰州。 　　
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西夏攻宋，与宋军在定川寨大战。宋军大败，宋将葛怀敏、曹英等16人战死，损失军士9000多人，马600匹。

澶渊之盟：

1、经过：1004年，契丹军队大举南下。因北宋政府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各城孤军奋战，于是契丹乘虚而入，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逼近都城东京。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力劝宋真宗亲征宋真宗到达澶州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射死了辽大将。辽方担心不能取胜，于是提出议和要求，正中宋真宗下怀。1005年，双方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
2、条件：一是宋每年送给辽岁币；地是辽撤兵；三是双方立为兄弟国，各守边界。
3、评价：既要看到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加剧了北宋的财政困难，更要看到它维持了宋辽边境长期的和平，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保证了北宋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这样评价，才全面客观。

西夏的政治制度：

元昊模仿唐宋制度，设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司和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
地方设立州郡。推行科举制度，以选拔官吏；仿造汉文创造西夏文字（“蕃书”）。
结论：西夏统治者一方面在努力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创造本民族的文化。

宋夏和战：

1、宋夏战争的原因：
元昊称帝以后，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宋朝当然不能接受原来称臣的党项和自己“并建大位”。宋仁宗拒绝了元昊称帝的要求，削去他的官爵，又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因此而激化。从1040年开始，元昊不断发动对宋的战争。
2、宋夏议和原因：
多数战役是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每次战役宋军被俘或死亡的都在万人以上。西夏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伤亡也不小，又得不到实际的胜利果实。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军费，又失去了宋朝每年给予的岁币，造成财力不足；西夏境内又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物资缺乏；过去依照和约，通过互市取得的物资中断，西夏人民迫切需要的茶和布匹都很缺乏，因此西夏人民厌恶战争，要求和平和互市贸易。
3、宋夏议和的影响：
宋与西夏的和约是北宋在精神上胜利了，西夏却获得了实惠。在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宋夏人民和睦相处，有利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

西夏的建立和宋夏的和战：

辽宋关系：

党项族的起源和社会生活：

党项是我国西北民族羌族的一支，故又称党项羌。南北朝以来，居住在今青海、甘肃和四川三省边境一带。党项族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过着“衣皮毛、食牲畜”、“不事稼穑，土无五谷”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
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唐玄宗时期，吐蕃强大，党项族在吐蕃的侵逼下，逐渐向今甘肃、宁夏、陕西西北一带迁徙，开始与汉族有了较频繁的接触，加速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向奴隶社会阶段过渡。唐末，党项羌已发展成为一个足以与中原地区相抗衡的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割据政权。
五代时中原多故，王命不及，党项夏州政权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不断进取，经继迁（元昊祖父）、德明（元昊父亲）两代苦心经营，其势力进一步加强，疆域得以拓展，至元昊时期，党项政权已发展成为一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完全可以与北宋、辽鼎足的割据势力。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1、背景：各部落之间为掠夺财富的仇杀战争不断；金统治者的压迫；人民困苦不堪。
2、原因：他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成吉思汗具有非凡的才智和坚强的性格；他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联合盟友。统一蒙古后于1206年在斡难河源大会上被推举为大汗，建立了蒙古政权，为元朝统一奠定了基础。
3、评价：成吉思汗的这些主要活动，使一个落后、分散、混战的民族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蒙古民族。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建国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政治、军事措施，顺应和加速了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朝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强的特点：

1、空前辽阔的疆域便利了各民族的活动和交往（前提条件）；
2、民族融合形式多样，高潮迭起（基本内容）：各民族间生产方式、技术融合：民族迁移的范围更广；汉化程度更高；形成新的民族；
3、加强了对边疆的管辖（手段）。

蒙古向外扩张：

蒙古汗国的建立，助长了蒙古统治阶级贪欲的无限膨胀及其对外实行军事扩张。自成吉思汗开始，蒙古贵族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 　　
第一次：1218～1223年，成吉思汗派兵灭乃蛮部后便开始西征。先灭我国历史上的西辽，而后占领中亚大国花剌子模，一直打到印度，占领了今中亚直到欧洲东部和今伊朗北部的广大地区。 　　
第二次：1236～1241年，成吉思汗四个儿子中的长子率军西征，所以称为“长子西征”。蒙古军队打到伏尔加河，占领波兰、匈牙利，震动了整个欧洲。 　　
第三次：1253～1258年，蒙古贵族派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蒙古军队攻占了巴格达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占领了整个中亚和西亚，兵锋直指马扎儿(今匈牙利)、孛烈尔(今波兰)地区。
经过三次西征，蒙古贵族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在征服的辽阔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原是中央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后来，由于各汗国缺少必要的和有力的经济联系，再加上统治集团争夺大汗权位的斗争，蒙古帝国这个政治军事混合体日趋瓦解。于是，钦察、伊利、察合台三大汗国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窝阔台汗国又对忽必烈的汗位充满敌意。它们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为“一切蒙古君主之君主”，与元朝皇帝保持着藩属的关系。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一直与中央保持着密切从属关系。

元朝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强的条件：

1、元朝空前辽阔的疆域，国家的统一，为国内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创造了便利条件。
2、各民族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彼此往来异常频繁。
3、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4、唐朝以来数百年间的战乱、迁徒、杂居，使民族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

元朝大统一的历史意义：

1、它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
2、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3、它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4、元朝的统一，还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
5、从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角度看，统一的过程就是蒙古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

元的统一和文天祥抗元：

元朝统一全国，无论从整个中国历史，还是从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角度看，都应加以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在元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汉族人民遭受了残酷的屠杀和压迫，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文天祥反抗蒙古贵族的民族压迫，与人民群众的愿望相一致，是正义行为。他在抗元失败后，又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和崇高气节，理应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纪念。可见，与对外战争一样，元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也具有两重性。

蒙古汗国建立的历史意义：

蒙古汗国的建立，使长期混战的蒙古各部互相残杀的局面结束了，标志着蒙古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统一使原来处于社会发展不同水平的各部，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上统一起来，使蒙古草原的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蒙古社会由此进入阶级社会，确立了奴隶制，这是蒙古族历史，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统一使大漠南北统称为蒙古地区，操着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各个部落的居民，都以“蒙古”为名，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蒙古族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十一、十二世纪，蒙古高原各部落及社会状况：

在蒙古部落居住的广阔的蒙古草原上，十一、十二世纪还居住着其他一些强大的游牧部落。蒙古部东边强大的塔塔儿部，又称“鞑靼”，是一个由六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有七万家，占据着呼伦贝尔湖一带的广大草原。由于他们十分强大，并统治了许多部落，所以在蒙古兴起的过程中，塔塔儿成为它的劲敌。蒙古部西边的克烈部，是辽、金时蒙古高原最强大的部落，人口众多，与蒙古部的牧地紧相连接，是关系密切的近邻。克烈部牧地以西，直到阿尔泰山的广阔地带，是乃蛮部的牧地。乃蛮部已经建立起更为发展的部落联盟，较早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并任用畏兀儿族官员来维护乃蛮贵族的统治。乃蛮已使用畏兀儿文字记事，是蒙古草原上文化最为发达的游牧部落。蒙古牧地的北边，从鄂尔河到色楞格河流域，居住着蔑儿乞人，是四个部落的联合体，他们是介于草原部落与森林之间的部民，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另外，草原上的斡亦剌人在争雄的各部中也是重要的部落。 　　
处在蒙古东、西和北部的这些强大的部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实际力量大都超过了蒙古，更南则是强大的金朝。分散的蒙古诸部落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里，在强大的四周部落的包围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实现统一。

元朝统治中心向中原转移：

1264年，忽必烈建都燕京(今北京)，把统治中心向中原转移。1271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依据汉族的古代文献《易经》上“乾元”(极大)的意思，把蒙古国改为大元，元朝正式建立。这表明忽必烈所统治的国家已不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忽必烈成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总代表。第二年，燕京改名为大都，正式成为全国的都城。至此，元朝的统治中心完全转移到中原，大都成为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后，明清两代的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都城，影响深远。

回族开始形成：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我国回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陆续到我国经商，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和长安等城市居住下来，被称为“蕃客”。他们建筑了清真寺，有的还在中国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于是就有了“土生蕃客”。13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迁发或自动迁徙到我国来，散布在各地。他们同原来的“土生蕃客”都被叫做“回回人”，成为当时“色目人”中的主要部分。在元代的官方文书中，这些人被称为“回回”。这些回回人以中国为家，繁衍子孙，并与当地汉、蒙古、畏兀儿等族互相通婚，到元代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回族的形成，反映了元代国内各民族融合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