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

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肯定人的价值，都在人的价值方面强调理性、否定绝对权威。但是智者学派片面强调人的需要，否认对人的约束，苏格拉底强调个人的需要必须满足一定的道德规范，强调美德对于人的重要性。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限定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显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把握两者对人的价值的阐述，比较的领域大体上包括研究对象、人的作用和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等方面。

“美德即知识”——人文主义的升华：

（1）代表人物：
苏格拉底。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  
（2）思想主张：
①倡导“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②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思想，美德来自于知识； 
③主张“认识你自己”，教育可使人认识自己灵魂之内已有的美德。 
（3）意义：
他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苏格拉底对“人”的探索：

苏格拉底是与智者学派同时代的哲学家。这一时期，智者学派的思想比较兴盛，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人们贪图没有节制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享受，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同时，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也带来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于是苏格拉底针砭时弊，批判雅典的政治领袖，批评颓废的社会风气，在寻找人的价值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苏格拉底对于“人”是什么作了如下回答：
（1）人的本质是理性，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思想力的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这就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的地位。
（2）人的灵魂（理性）是至善，德行即智慧，智与德是合一的。
（3）一切罪恶都来源于人的愚昧无知，即使像勇敢、节制之类的优良品性，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心灵来指导，也不能使人为善。因此一切使人德行完善的只有知识，因此，“美德即知识”。
（4）人之所以要求知，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5）人要在理性的支配下去追求和生活，“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他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他对理性的尊崇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与18世纪的启蒙思想的特点极为相似。

苏格拉底：

1、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生于雅典。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曾从女智者狄俄蒂玛受业。自称有“灵迹”伴随，预示以何事不当为，终身信奉。亦受奥尔斐秘教及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
早年学过雕刻手艺，后弃而从事探索伦理哲学，坚持“认识自己”是人类的第一要务。关于他的前半生，人们所知不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的《云》上演（前423），剧中将苏格拉底描写为开“思想店”的诡辩家，据此可知当时他已有名。传说特尔斐阿波罗神托所有言：世间不再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他自奉俭约，招收弟子，但不收学费。常在雅典街头与人辩论诸如正义、勇敢、德性、节制、真善美等课题，旨在寻求和确定其一般的概念。反对智者派的唯我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真理应有其客观标准。每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论辩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这种方法便得名为苏格拉底的讽刺或反诘法。
2、他主张德性就是知识，所谓“知道合一”。苏格拉底还鼓吹灵魂不死或灵魂轮回。他所说的概念在本质上并非来自具体事物，勿宁说是具体事物来自概念（灵魂中所固有的东西）；
人的认识即知识的获得，只不过是对此概念的回忆，这是西方早期的一种唯心论先验论。
苏格拉底主张有知识、有德性的少数人治国，对民主政体特别是雅典后期的激进民主派，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被以安尼托为首的民主派控告，罪名有二：一是不信官方宗教、企图另立新神（他的“灵迹”），二是败坏青年。在法庭上虽否认他犯有任何罪行，但终被判处死刑（饮鸩）。
他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是：
首次提出归纳和定义的方法。苏格拉底本人无著作，其事迹主要见于柏拉图、色诺芬等弟子的记述；
也是柏拉图大部分“对话”的中心人物。他的思想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等，并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士大夫崛起；阶级关系上出现新的变化，传统的礼法秩序受到猛烈冲击。“臣弑君、子杀父、少凌长、庶废嫡”等违背周礼的行为司空见惯，人际关系紧张。孔子决心通过恢复周礼，承担继承文化和改善人际关系的社会道义，从而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孔子的思想：

（1）“礼”：即周礼，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把礼作为立国立身的基础。主张“克已复礼”，匡正社会秩序。主张恢复周朝的等级名分制度，实质上是力图维护奴隶制度。体现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
（2）核心：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给“仁”下的两个最重要的定义。主张以爱人之心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具有进步意义。
（3）中庸：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结合在一起，主张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将各种思想、原则加以调和，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限制。

“礼”的思想：

“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礼”，即周礼，他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克己复礼”，加强个人修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

“仁”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仁”就是“爱人”，即爱别人，爱众人，尤其要爱惜民力。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体察民情，他反对施行苛政和任意刑杀。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
政治上提倡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点。

“仁”与“礼”的关系：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要求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到恩惠而消除其反抗斗争。其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就是“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孔子眼中，“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后来，北宋的程颐加以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一阐释是切中肯綮的。
“中庸”是强调“过犹不及”和“恰如其分”的思想论。要求在认识事物时，通过研究这个事物在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就其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的地方，如夫子所说：“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个“适中合宜的地方”不一定是两极端之中点，一旦把它机械地固定在中点处，就犯了“折中主义”的错误。
在处理问题时，“中庸”要求不要偏袒于某一种倾向，或与某一种人完全一致，而认为应该调和不同的倾向，在各种不同的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和。也即所谓“和而不同”。
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完全服从他所要达到的道义原则。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对任何的事或人，好恶取舍，都没有固定的成见与办法，“无可无不可”，但必须服从道义的标准。而他所谓的道义原则，系指礼而言，即周朝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与规章制度。可见，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其目的是维护不变的道的，这种思想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北宋程颢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这句话正说明了中庸思想所含的“不易”这一形而上学特点的重要性。但孔子中庸思想的着重点仍在于强调其方法上适度与平和的性质，及运用这种方法时所必须具有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