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

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阶段：

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①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②鸦片战争期间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西学东渐的传入过程：

1、中西交往由来已久，有记载的直接往来最早可追溯到东汉，以后几乎历代不竭。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耶稣会传士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中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最为突出。
2、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取得合法的传教地位，尽力地结交士大夫，讨好皇帝。在此过程中，把西方的一些科学文明成果带到了中国。1601年，利玛窦向明神宗万历皇帝进献了《坤舆万国全图》，这使他引进的西方世界地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利玛窦是第一个将世界地图传入中国的人，同时也就将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和测绘技术介绍进来，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制图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开明士大夫如徐光启等人，积极引进西学，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3、传教士客观上在当时承担起了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他们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构建了中国近代科学基础的主要方面。于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的经验科学不再明确地划分为西方的或中国的，而是已成为“近代科学”。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到了西方，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也作出了贡献。
4、综上所述，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没有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就很难有文化的创新。

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 

1、原因条件： 
（1）客观原因:辛亥革命以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
（2）主观原因：
①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
②帝国主义：扶植新的代理人。
③南京临时政府：革命派涣散、成分复杂，缺乏经验和思想准备；立宪党人和旧官僚支持袁世凯；财政困难是直接原因。
2、步骤： 
（1）“逼宫”： 1912.2.12，溥仪退位 
（2）孙中山辞职 
（3）制造兵变 
（4）北京就职：1912、3 、10 
3、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
（1）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2）未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3）未改变社会性质。

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干涉：

扶植新的代理人：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各国立即调集军队，准备干涉中国革命。聚集在武汉江面上的外国军舰达20艘。革命力量在全国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看到，公开的武装干涉难以达到阻止革命的目的，于是就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积极扶植新的代理人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更为主要的是，武昌起义以后不久，清朝统治迅速土崩瓦解，清朝统治者在中华大地上已普遍失去了信任。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很可能使这场革命发展成为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因而帝国主义列强就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阴谋采取政治干涉的方式，积极扶植新的代理人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于是他们选择了既有实力、又和他们早有合作关系的袁世凯。这时，清皇朝也把袁世凯看做唯一能够指靠的救星。这样，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从一个已被朝廷勒令养病的失势官员在1911年11月复出，一跃而成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朝的全部统治大权。一个美国人说：”他(指袁世凯)立即成为这个帝国的事实上的独裁者。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地表示欣慰。清政府很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新内阁。袁世凯掌握了清朝的全部统治大权。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对革命党人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又迫使清政府接受议和。湖北军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竭力主张同袁世凯妥协，革命党人也同意停战议和。南方革命军的代表伍廷芳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正式举行和平谈判。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斗争梦寐以求的就是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和全国响应的胜利，为这个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对辛亥革命结局问题的不同认识：

关于辛亥革命的结局，通常的观点认为，它既胜利，又失败。言其胜利，主要是鉴于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言其失败，主要是因为革命胜利果实未能保持和巩固，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政权最终落于袁世凯等军阀之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见，言其胜利和失败，是就不同的意义和层次目标来说。
有的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既胜利又失败”的表达似有自相矛盾之嫌。衡量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应该主要从革命者所应抱负和所能负担的两项基本任务，即推翻清王朝的民族革命和建立民权政治的政治革命所完成的情况去考察：就推翻清王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就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来说，尽管不能说取得彻底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意味着失败。（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页。）有的论者更明确提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它有终结，但不是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境遇，但为中国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徐梁伯：《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