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试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著名历史学家牟安世说：“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 主要考查您对洋务运动
“双百”方针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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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
1、背景：
(1)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
(2)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打击；
(3)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2、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3、目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4、代表性企业：
①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②近代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5、作用：
①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剌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这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③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①洋务派欲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洋务派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受制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侵略势力的压迫，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最后导致破产。
③企业中近代的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不相适应，使之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8、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1)积极方面：
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消极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
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④经营管理腐败。
洋务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学习西方方面对今天的借鉴：
（1）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想以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还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题体制，重视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洋务企业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3）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1、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中，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兴建北洋、南洋和福建艺支海军，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
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筹办了民用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较重要的有福州般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兴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堂，如邓世昌、刘步蟾毕业的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这一切措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师夷长技以自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且在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改革。
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洋务运动：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关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1865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100余亩，员工约3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是指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
1、背景：
（1）三大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2）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争论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例如贴阶级标签、只许写工农兵题材之类，这就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必要的。
2、内涵：
（1）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
（2）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科学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3）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长期的建设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3、成果：
（1）文学：老舍：《茶馆》（话剧）；郭沫若：《蔡文姬》（历史剧）；杨沫：《青春之歌》（长篇小说）等。
（2）期刊：仅1956年至1957年出现的文艺期刊就有18种，原有的刊物质量也有提高。
（3）电影：“难忘的1959年”，杰出的故事片有《五朵金花》、《女篮五号》、《青春之歌》、《红日》、《北国江南》等。
4、贯彻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1）“双百”方针提出后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景象。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人口学、社会学、遗传学等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论。文学艺术界思想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2）1957年后由于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尤其是“文革”的爆发，“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许多文艺界、学术界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和学术观点被错误批判，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歧视和压抑。
（3）“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双百”方针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文化领域重新迸发出蓬勃生机。
毛泽东和“双百”方针：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双百”方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为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老舍和《茶馆》：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弃世。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3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这家裕泰大茶馆。作家通过以茶馆老板王利发为中心的3个时代几十个人物在茶馆里的生活片断，展现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把旧中国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全剧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深刻地写出了王利发等人的真实命运。
《茶馆》的人物塑造好，生活气息浓，语言特别精彩、简洁、生动、传神、隽永，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它把深邃的思想寓于朴素无华的艺术之中，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新开拓和巨大成就。《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演出极为成功，充分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茶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
杨沫和《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平。中学毕业后，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先后在河北和北平一些地方做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即以“小慧”的笔名在北平出版的《黑白》月刊上发表揭露农民遭受地主压迫剥削的小品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版了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0年）、中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1978年）、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散文、文论集《大河与浪花》（1982年）；
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1980年）等。
其中，从1950年开始创作，历时四十年，几经波折，于1989年最后完成的以林道静为小说主人公的“青春三部曲”，是杨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青春三部曲”由《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三个情节连贯的长篇组成，共一百三十余万字。小说主要根据作者自身的经历，以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描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选择，讴歌了那些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革命青年，掀开了他们多彩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剖析了生活本身的极端复杂性。《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是“三部曲”中影响深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历史为背景，以林道静的成长为主线，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一代知识分子由个人奋斗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征途的心灵历程，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的青春赞歌。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五百万册；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国外发行；1959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
赵树理和《三里湾》：
赵树理（1906—1976），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即努力于文艺的通俗化工作，曾任区长和随军报纸的编辑。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标志着他创作的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并为第一、二、三界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小说大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成功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语言朴实生动，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
从1949至1965年，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年）、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8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人物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剧本《十里店》（1965年完稿，1978年发表）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作者固有的诙谐风趣的笔调，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描写老解放区三里湾由于秋收扩社、整社、开渠，在社内外、党内外、四户农民的家庭内外，几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当中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作品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作品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家庭（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两条道路的复杂斗争，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层面上揭示了农村的深刻变革。
曲折的年代：
1、出现曲折的主要原因是：
政治运动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遭到批判
2、带来的结果：
（1）百花凋零，科苑荒芜；
（2）文艺作品遭封杀，样板戏“一统天下”。
（3）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国家文物遭洗劫
（4）文艺人士、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遭批斗（如吴晗、老舍等），有的甚至迫害致死（如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周信芳，画家潘天寿等）。
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934年生于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交响乐的结构和诗一样的笔调，深情地描写了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中学生清纯烂漫的生活。小说在修改期间，上海《文汇报》即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载了部分章节。由于政治原因，这部小说到1979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其被封埋的时间超过了王蒙创作时的年龄。小说出版后，成了当时中学生最爱读的书之一，并被改编成电影，受到极大欢迎。
在修改《青春万岁》的同时，王蒙写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说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题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写的是青年教师林震被调往区委组织部后，在工作、斗争中怎样碰壁怎样遭受挫折的故事。它是一部响应当时团中央发出学习娜斯佳（苏联作家叶·尼古拉耶娃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一个充满社会主义精神活力和朝气，敢于同官僚习气、保守思想等种种落后现象作斗争的年轻女农艺师）的号召，直面现实，揭发人民内部矛盾，批评党内政治不健全现象的优秀作品。
小说以极其敏锐的笔触刻画了中国一个区委组织部门的真实工作状态，描写了一个年轻干部对机关中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的心态表示疑惑与不满，以清纯委婉的笔墨和颇有诗意的景物描写，表达了一个内涵严肃的主题，展露了他出色的才华和锐利的思想。
小说还塑造了另一个成功的人物刘世吾，他是一个颇显深度的官僚主义者，他有过光荣的历史，进城后随地位和生活的变化，精神状态却发生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变异。小说发表后，震动中国文坛，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海内外也获得强烈反响。
后来，王蒙因此被打成“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接受劳动改造。
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
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以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
这时期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等多部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在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小说、文学研究与评论、诗歌散文等近1000万字，获得过多项国内和国际文学大奖，作品也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文革对文化的扼杀：
1、“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刮起了一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黑风。
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煽动红卫兵盲目焚烧古典书籍、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肆意践踏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遭受到一次空前浩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2、同时，他们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对建国以来文化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笔抹煞，诬蔑全国的报刊、广播、书籍、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都充斥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声称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在这些领域来一个“大扫除”。
3、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惨遭迫害，不少人被诬陷为“黑线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在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深揭、猛批、狠斗”后，有的被关进了“牛棚”，有的被投入监狱。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老舍、赵树理、冯雪峰，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盖叫天、周信芳，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电影艺术家应云卫、郑君里，画家潘天寿等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文化界人士受迫害的同时，他们的作品也受到批判。建国以来出现的优秀小说、电影、戏剧等，几乎都被诬蔑为“大毒草”而遭到批判。特别是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有关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影片《燎原》《怒潮》《红河激浪》《洪湖赤卫队》，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刘志丹》《小城春秋》等，被诬蔑为替“叛徒”、“走资派”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而遭到挞伐。
不但作者受迫害，而且株连许多人，仅李健彤的小说《刘志丹》一案，上下左右被株连者即达上万人之多。概括起来，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领导机关几乎都被搞垮，文化部门的领导权基本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各地的帮派分子所控制，文艺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第二，报刊大部分停刊，出版业几乎停顿，造成了人们“精神食粮”的匮乏。“文革”开始后，除《红旗》杂志、《解放军文艺》等极少数外，绝大部分停刊，直到1970年，全国仅有杂志21种。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出版社的业务基本停顿，除了大量印刷毛泽东著作，几乎无书可出，一时造成了严重的“书荒”。
第三，文艺舞台上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一片萧条残破的景象。“文革”开始后，占据戏剧舞台的，只有江青树立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个所谓“样板戏”，以后又陆续推出钢琴伴唱《红灯记》、现代京剧《龙江颂》《杜鹃山》等一批剧目。造成了文艺舞台“样板戏”一花独放百花凋零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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