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含义：

指对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二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类似于现在的行政区划）。起源于周朝，起初是封建制的补充，后经过秦汉发展，取代封建制成为主要体制。亚洲其他国家也从中国学习了该体制，如日本、朝鲜。

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比较：

分封制、郡县制与行省制的比较：

1、相同点：
（1）都属于统治和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
（2）目的都是巩固统治；
（3）结果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4）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不同点：
（1）时代：分封制产生与奴隶社会，盛行于西周；郡县制与行省制都产生于封建社会，郡县制几乎盛行于整个封建社会，行省制确立并盛行于元朝。
（2）地方与中央的制约关系及其地方权力的大小：在分封制下，被封者的爵位和领地等都是世袭的。他们虽然对上承担一定的义务，但独立性很大，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中央政权力量衰弱的时候，被分封者就称霸一方，形成割据称雄的局面。在郡县制下，郡、县长官都是由君主任命，可以随时撤换或调动，郡、县两级政府都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郡、县两级的官员按能力选任，破了贵族制下的血缘联系。对居民管理主要按地域划分，进一步清除了氏族制残余。行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其行政长官直属中书省。
（3）作用与影响：分封制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破坏了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郡县制与行省制不仅在当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而且经过后世的发展、完善，积极作用愈益明显。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

1．由来：
(1)郡县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地方行政制度。
(2)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在新兼并的地区设郡县。
(3)秦统一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2．内容：
(1)行政区划：
①秦始皇把全国分为36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一郡之内又分若干县。
②县以下设乡、里等基层行政机构。
(2)官僚机构：
①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县。郡守定期向丞相汇报工作。
②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主要任务是治理民众，管理财政、司法、狱讼和兵役。
③郡守和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
3．影响：
(1)秦朝通过郡县制，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直接有效的控制，把全国的每个地方、每户人家都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中。
(2)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王朝所沿用，且不断加强和完善。

推恩令概念：

“推恩令”是汉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推恩令”实行原因：

1、王国问题威胁中央集权的严峻形势；
2、吸取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
3、实行“推恩令”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

“推恩令”主要内容：

1、汉武帝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2、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3、规定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推恩令”主要措施：

建中朝，设刺史，汉武帝能用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推恩令”主要影响：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
以往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往往都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基点。“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推恩令示意图：

 

节度使概念：

节度使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将领，后成为治理地方的地方官。唐代驻守各道的武将称为都督，都督带使持节的称节度使，不带者不称。
一般情况下也时常称持节的各镇守军官，如观察使、招讨使、安抚使等为节度使。

形成原因：

节度使制度之所以形成，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1、唐均田制度的崩溃。 　　
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时期曾采用很多种办法试图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通逃者”“争出应募”，暂时解决了社会问题，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职业兵而不可卒去。于是，由于均田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唐兵制从府兵的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2、巨大的扩张机器无法继续运行，唐代边疆形势开始由攻转守。 　　
节度使制度的开端，是从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立的缘边节度使。这和当时的边疆形势是分不开的。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着扩张进攻的。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

发展历程：

1、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新唐书·百官志四》载：“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 　　
2、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范阳（北京地区，即古幽州）节度使是节度使中兵力最大的。此时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往往封郡王。朝廷任命节度使，要授予其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 　　
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 　　
3、安史之乱后，国中遍置节度使，多为安史之乱的叛将和平叛战事中崛起的军阀。各统一道或数州，军事民政，命官、徵税，皆得独立，父死子继，自以世袭，号为留后而不待朝命。朝廷无力讨伐，往往姑息了事，承认其地位，世称藩镇，迄于唐亡。 　　
4、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 　　
5、宋建立后，宋太祖有惩于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割据一方、相互混战的教训，对各节度使采用了赏钱夺权的办法，给予功臣银钱田地，要求他们解除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节度使石守信对禁军的控制。并派遣文臣知军州事，限制了节度使节制郡县的权力；又以转运使接管了节度使的财政权利；将地方上强壮的士兵编入禁军。凡此种种，节度使徒坐空城而已。 　　
6、之后，节度使一般作为宰相卸任之后的荣誉职务，称“某某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谓“使相”。也用于武臣的加官，南宋时，有加至三镇者，就是说名义上兼任了三个地方的节度使，如岳飞、韩世忠等。 　　
7、辽、金都仿唐制置节度使，往往有名无实，地位也远不如宋朝的使相高。元朝废除。

杯酒释兵权概念：

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因为是在酒席上做出了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杯酒释兵权”做为一个成语，逐步引申为泛指轻而易举地解除将领的兵权。

历史背景：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了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而后赵普数次进言宋太祖采取措施要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军事与政治改革措施：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
1、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2、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3、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历史意义与影响：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后世评价：

“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事件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反映，对其评价却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有杀功臣的行为，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却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君臣和气就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但是其历史影响却远远不是这样简单。也有人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而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游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强悍、灵活机动的特点，而且已经跨过农业社会门槛，实现了封建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初步发展，兼具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