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相权管理措施比较：

汉武帝是采取了中外朝，频繁更换宰相，唐是实行三省六部制，分散相权。
汉武帝：汉初，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为加强皇权，汉武帝重用身边侍从、秘书等工作的人，让他们担任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国家大事，以削弱相权。
唐太宗：中央设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分散，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宋太祖：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行使相权，未知却宰相，后来由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这样就削弱了宰相的职权，皇帝得以总揽大权。

汉武帝和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的措施异同：

同：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地方机构的权力；
异：汉武帝设立中朝削弱相权；宋太祖分割宰相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在地方上汉武帝削弱王国实力，宋朝收地方精兵、财权、行政权。

汉武帝削弱相权措施：

为削减丞相权力，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中朝”，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也称为“内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并分夺外朝权力。依靠内朝，削弱相权。

三省六部制概念：

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三省：

从唐朝开始正式设立的中央政权体系，分别为： 　　
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 　　
门下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　　
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皇帝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并根据情况退回给中书省。这两个部门是决策机构，通过审查的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六部：

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分别为：
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 　　
户部：负责财政、国库 　　
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 　　
兵部：负责军事 　　
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具体审判另有大理寺负责。重大案件组织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会审。谓三司审。 　　
工部：负责工程建设 　　
中书省长官在隋朝称为内史令，唐朝称为中书令，副职称中书侍郎。门下省长官在隋朝称为纳言，唐朝改叫侍中，门下侍郎副之。尚书省长官称为尚书令，尚书仆射副之。但由于唐太宗在即帝位前曾担任这个职务，因此在唐朝此后的时期，这个官职轻易不授，而以尚书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唯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有大功于唐室，无官以宠之，遂授尚书令。另朱温篡逆前亦自称之。中书省内设中书舍人若干，掌草拟诏命。门下省内设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拾遗等官，掌规谏。尚书省下设左右丞，分管六部。六部的长官都称为尚书。 　　
三省之中，尚书令、仆射位高，为人臣之极而无实权。实际行使相权的是中书、门下两省大臣。

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异同；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是通过分权实现权力之间的监督与牵制；但其实质是根本不同的，三权分立的目的在于限制君主专制，而三省六部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加强皇权专制。

三省六部制的发展：

1、秦朝：
秦朝在少府下设尚书，主管典籍，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
2、汉朝：
汉武帝夺外朝（以丞相为主的正式的政府机关）权，设立以大将军为首的内朝，专门处理军国大事。以原属少府的尚书以及中书谒者来转达表章，沟通内外朝，为后世尚书省的发端。东汉时设置尚书台，统领百官政事，长官称尚书令。但是此时的尚书台在体制上仍然属于少府序列，官品低微，所以另派大将军、大司马、太傅以录尚书事的名义秉政。东汉末设侍中寺，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置侍中、散骑常侍等官，多以卓有学识的士人充任，为一时清选。
3、魏晋南北朝：
三国曹操自任丞相，移原隶少府的尚书吏部曹、选部曹等尚书诸曹为丞相属官，将汉武帝建立的内朝转为外朝官署，这是尚书省建立的开端。按：东汉时虽有尚书台、已经成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机关，但毕竟是隶属于内廷的官署，不能说是国家的正式政务机关。曹丕以尚书诸曹权力过大，遂以曹操设立的专门处理机密文书的秘书省为基础另设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置中书监、令各一人，以中书监为长官。南北朝时侍中、散骑常侍的权力逐渐扩大。北朝则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治机构的重心。晋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制。
4、隋：
隋朝建立后，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隋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秘书省类似于后来的馆阁，内侍省则是一个专门的宦官机构，主持中央政权的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其中，决策者为内史省，长官称内史令；审议者是门下省，长官称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六部。隋朝，三省长官均为相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
5、唐：
唐代三省制的特点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这种变化的动因在于皇权对于相权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为了控制相权，皇帝逐渐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预朝政，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宰相崇高的体制，所以便于控制。渐渐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职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崇高的虚衔，而真正的宰相却成为一种临时性质的职务，这符合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的规律。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唐太宗贞观八年，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为宰相。长兴四年为避讳（慕容延钊父名章），曾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尚书仆射是职事官从二品。贞观十七年，萧瑀、李绩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始于此。高宗以后，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否则即使担任中书令也不能称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师头衔的除外）。三省合署议事、办公，三省职能逐渐趋向混同合一。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通典》：“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印，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尚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复旧称。中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门下省在唐代一度改称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
6、宋：
在宋代，虽然三省名义始终存在，但是已经混同为一省。同时由于枢密院、三司的设立，宰相的军权、财权被剥夺，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代官制“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不但宰相为临时职务，天下无官不为临时职务，至于“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按《宋会要·职官》“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有以侍中衔出任宰相职务的现象、却没有以中书令衔出任为宰相者，中书令与尚书令一样，都是荣誉头衔。其他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二《三省》：“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宋代通常二相并任，较唐朝时少了许多。也有独相一人或三相并置的。三相并置时，以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次相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二相并任的，首相并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神宗元丰改制时，尽废差遣职。以三省长官任宰相，诸官均以本官治事。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官高不便轻授。遂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例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右仆射例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长官。政和二年，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靖康元年，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三省长官名称皆依元丰官制。南渡后，凡事力图复太祖、太宗旧制。建炎三年，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中书与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孝宗干道八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废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虚称，遂为定制。
7、元：
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8、明：
明初不设中书令，仍以中书省统六部，长官称左右丞相。太祖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废中书省与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至此，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彻底废止。
9、清：
清沿明制，以六部尚书任天下事，其上先后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书房、军机处。

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军功爵制含义：

是指按军功(也包括事功)赐予爵位、田宅、食邑和封国的爵禄制度，是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而建立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

军功爵制演变：

1、战国时期各国新兴的地主阶级相继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各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其中军功爵制是各国普遍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如魏国李悝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根据“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原则，以功劳授爵禄，改变了以往“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世卿世禄制。
鉴于长期以来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而形成的“上逼主而下虐民”的状况，吴起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又如韩国申不害实行了“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赐爵制度。其他如齐国、燕国也都推行“明爵禄”、“无功不当封”的制度。至于秦国，则更是集各国军功爵制之大成。
2、秦统一后军功爵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二十级爵制。凡有爵者，均可据其爵位高低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秦政府重视军功爵制的贯彻落实，“从上到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评议、颁赐军功爵的机构，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中央有太尉、主爵中尉主管军功爵的工作；在各级军队中，建立了劳、论、赐一套评功赐爵的程序；在地方有县丞、县尉颁赐得爵者应得的食邑、土地和其他奖赏”。“军功爵制在秦代是具有实际政治、经济价值和意义的一种制度，它与西汉中后期以后军功爵制的轻滥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3、汉承秦制，但并非完全承秦不改。汉承秦代爵制，是指刘邦入关以后；在此以前，则沿用楚国旧制。故刘邦在入关前颁赐其部下的九种军功爵(七大夫、国大夫、列大夫、上间爵、五大夫、卿、执帛、执珪、侯)均为楚爵。及至他入关以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以争取人心，遂放弃楚制而改行秦制。刘邦在汉五年(前202)五月五日诏令有云：“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其中所谓“故爵”即指秦爵。刘邦在沿用秦代爵制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改革。其最大的变化是在二十级爵位之上，又增加了一个王爵。秦代废封建，立郡县，故其爵称中无王爵。汉朝建立后，刘邦在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错误地“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同姓子弟为王，不仅王爵可世袭，而且其他子弟还可封侯。于是，汉代军功爵制中遂有了宗室王、侯二等爵。其次是高爵级别的变化。秦时七大夫(即公大夫)以上即为高爵，故在前引汉五年五月五日的诏令中有“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之说。但不久刘邦就将高爵提高一级，规定“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即公乘以上才算高爵。汉惠帝即位后，将高爵界限再提高一等，令“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实际上是以九级的五大夫为高爵的起点。

军功爵制价值：

军功爵制是作为五等爵制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经过商鞅变法，秦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无爵位和爵位的高低。汉代军功爵制虽日渐轻滥，但在西汉初年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对一般百姓已无实际意义，但在军队中仍具有一定的作用。
汉初军功爵的政治价值还表现在爵位的可继承上。特别是作为彻侯、关内侯“后子”的嫡长子，可以继承其父的所有政治、经济特权，实际上是世袭制。其他如卿级爵(左庶长到大庶长)、大夫级爵(大夫到五大夫)和小爵(不更到公士)的嫡长子，均为降级继承(从降九级到降二级不等)，其他众子所继承的爵位就相当低了。按照爵位降二级继承的原则，上造、公士的嫡长子已无爵位可继承，只能进入庶民阶层。
军功爵的政治、经济价值，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的。如占有田宅和减免租赋，既是经济价值，也是获爵者政治地位的体现。其他如出差途中各传舍提供的食宿、车马服务，皇帝赐予酒食的数量，以及死者棺椁钱的多少等等都是如此。不过，军功爵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仅限于西汉初期吕后当政及其以前．此后军功爵制逐渐轻滥，到西汉末期，除高爵外，所谓“民爵八级”只是一种荣誉。到东汉时，连学识渊博的王充也不知道“民爵八级”有何用处了。这些论述，使军功爵制在秦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具体显现出来，并进而折射出军功爵制兴衰存废的历史轨迹。

军功爵制历史作用：

军功爵制是在春秋战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产生和确立的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军政制度。军功爵制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夺取政权，对于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在战争中鼓舞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军功爵制也助长了对敌方士卒和平民的大屠杀，甚至在己方士卒间也不惜杀良冒功，这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看其历史作用是：
①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壮大；
②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
③有利于秦汉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④军功爵制之弊。虽然军功爵制对历史发展有很大积极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