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财产等级制度：

1、目的：打破贵族的世袭特权；
2、原则：财产的多少；
3、方法：公民每年的总收入折合成农产品计算财产，按财产的多少划分四个等级。

改革权力机构，建立“四百人会议” ：

1、目的：进一步打破贵族的专权
2、措施：
（1）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公民大会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职权有有权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有权利选举国家公职人员。梭伦改革的最大进步之处就在于将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扩大到了包含第四等级在内的所有公民，这就打破了公民大会做为贵族政治的附属品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广大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削弱了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是雅典政治民主的一大进步。
（2）组成“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即是雅典政治的进步表现，又是雅典民主政治局限性的集中体现。首先，参加“四百人会议”的成员只有雅典最初的四个部落；其次，第四等级公民和其他人如奴隶、外来人无权参加“四百人会议”；再次，“四百人会议”实际执掌最高统治权。所以，“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在雅典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打破了世袭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到政治管理中来。
（3）设立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
梭伦改革首创陪审法庭制度，这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措施，是公民“参与审判”权利的表现，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陪审法庭有审查任何诉讼案件、起诉已判决案件的权利。陪审员从各个等级的公民中抽签产生。这就打破了贵族对司法审判权的长期垄断。梭伦还废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制订了一些新的法律。在梭伦改革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民指责它不是用墨水所写，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都不得处以死刑。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这是古代雅典尊重人权的一个表现。
3、影响：
（1）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国家政权，中下层平民也取得一些民主权利；
（2）有限的津贴使农民手工业者无法经常参政，实质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

鼓励发展工商业：

1、目的：鼓励发展农工商业，扩大平民就业机会，壮大雅典城邦实力。
2、措施：
（1）农业：禁止粮食出口，抑制粮价；改进水渠灌溉系统，提倡种植经济作物；鼓励自给有余的橄榄油等经济作物出口。
（2）手工业：规定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吸引鼓励有技术的外国人迁居雅典。
（3）商业及其他：改革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倡导节俭，抑制奢侈浪费；惩罚游手好闲之徒。
3、影响：推动了雅典社会的发展。

僭主政治：

希腊文Tyrannia的意译，一作“暴君政治”，指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僭主）建立的独裁统治。

僭主政治的特征：

①名义上的特征：
“希腊的僭主都不称王（巴西琉斯）。他们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他们都用一些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然而，僭主虽然是事实上的王，但他们却始终不能完全替代真正的“王”而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佑的光轮”。僭主始终被人们视为政权的篡夺者，始终都是不合法的王。
②形式上的特征：
这在上面的“含义”部分已做了表述，一是具有强大的力量；二是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③实质特征：
如前所述，僭主独立于两大阶级之外，压制贵族的利益，给平民施以一定的好处，从而缩小两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其他利益上的差距。只有这个特征才最好地体现出僭主政治的“中介”地位。

僭主政治与雅典城邦体制下的贵族寡头政治联系和区别：

贵族寡头政治：公元前7世纪希腊君主制被贵族集体当政取代，确立起雅典的贵族政治。贵族制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必须实行平等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的法治原则，废除了世袭制、终身制。贵族寡头政治取代君主制而为国家权力进一步下移、向民主政治转变提供了可能。但贵族政治是少数贵族集体的统治，普通民众没有权力参与政府运作；经济上，由于缺少监督和有效的制约，雅典的贵族大肆侵吞平民的土地财产，激化了社会矛盾。
僭主政治：是一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和惯例，夺取政权而形成的。夺取政权后，由于其本身出身于平民，所以实行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政策，他们大都装扮成平民群众的保护人，领导他们对付贵族的任何不公道的损害，然而政权则不向平民开放。

梭伦出走：

1、原因：
①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尽管梭伦改革意义重大，但由于仍保留了大量的氏族制度残余，加之梭伦改革以财产资格确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权利，因而梭伦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梭伦没有完全迁就贵族也不代表平民利益，改革不可避免的引起贵族的怨恨和平民的不满足，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仍在继续并走向激化。
2、出走：
梭伦年少时，曾一度外出经商,周游了希腊和小亚细亚很多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这次因雅典内部形势紧迫，梭伦在任期届满后,晚年再次出游他乡,到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漫游。晚年他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美丽的萨拉米斯岛上。

僭主政治的建立：

1、背景：雅典政局动荡，三派纷争。
①平原派：企图恢复旧秩序
②山地派：要求进一步改革
③海岸派：拥护梭伦政策，但要求强有力的政府，稳定秩序。
2、建立：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
3、结果：进一步推动民主进程。
 

庇西特拉图：

庇西特拉图（约前600～前527）雅典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公元前594年庇西特拉图的亲戚梭伦实行宪法改革，提高雅典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但是贵族们为夺取执政官的职位而展开激烈的斗争。到庇西特拉图成年时，他们已经形成两大派别，即以利库尔戈斯为首的平原派和迈加克利斯所领导的海岸派。公元前565年左右，庇西特拉图开始组织自己的政治集团，取名山地派。在公元前561年一度执掌政权。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他与迈加克利斯的女儿结婚，再次执掌雅典的政权(约前556～前555)。不过利库尔戈斯和迈加克利斯联合起来将他从雅典赶走。庇西特拉图在希腊北方漂泊数年。公元前546年，他来到优卑亚岛的埃雷特里亚，在帕伦尼一役大胜雅典军队。庇西特拉图第二次成为雅典的主宰，大权独揽，建立起僭主政治，直到公元前527年去世为止。
庇西特拉图成为了雅典的主宰，大权独揽，建立了僭主政治，并在“僭主”的外衣下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梭伦时期民主改革的措施，竭力增进雅典城邦的统一和尊严。
首先，他继承并发展了梭伦时期的政治政策，对法律的修定和普遍颁行，使得政府日益正规化，并对贵族势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颁发法令使得公民大会继续召开，400人议事会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执政官和其他公职的选举活动也照常进行。庇西特拉图的巡回法庭，对贵族进行的赤裸裸的放逐与暗杀以及改进税收对贵族的经济特权的打击等种种的措施使得贵族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削弱。
其次，在僭主制下政治清明、司法改进有利于农民生产。庇西特拉图严禁平时携带武器，“致力和平，保持安靖”，修昔底德认为雅典是希腊第一个过上和平、安逸生活的城邦。雅典征收了农业税，根本上解决了粮荒。从而使得地域组织在许多城邦内彻底取代血缘组织，标志国家取代氏族斗争的完结。
再次，庇西特拉图在外交政策上对梭伦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进行了深化。在庇西特拉图的带领之下，雅典通过武力征服，基本控制了前往黑海和南俄的通道，建造大批商船与舰队，又在赫勒斯滂海峡建立起殖民地，以控制黑海地区的贸易。同时在雅典大兴土木，修筑神庙和道路。与此同时，他发行了将流通500年而不衰的“枭鸟币”，整饬市场，架设输水管道为城市提供稳定的水源供应，大兴土木，系统开采劳里温银矿，还以贷款扶植小农的园艺业生产。庇氏的工商政策卓有成效，其标志是当时的阿提卡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到处排挤着科林斯陶瓶。
最后，对宗教文化事业的重视有利于公民国家精神的培育。城邦主神崇拜（如雅典之雅典娜、萨摩斯之赫拉）在官方提倡和支持下蓬勃发展。雅典娜则是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庇西特拉图还把厄琉西斯地母秘祭置于国家控制下，并亲任指挥。通过宗教的改革使得鼓励分裂、弘扬贵族世系的英雄崇拜为更民主的城邦宗教所压倒。

僭主政治：

希腊文Tyrannia的意译，一作“暴君政治”，指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僭主）建立的独裁统治。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科林斯、阿哥斯、麦加拉、西基昂、雅典等城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僭主”一词起初并无贬义，在诗人（如品达）的作品中有时亦称“僭主”为“王者”。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公元前6世纪）所建立的僭主政治，在打击贵族势力，发展经济、文化方面，均有所建树。科林斯僭主柏利安被列为古希腊“七贤”之一。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一般对于肃清氏族制度的残余曾起积极作用，但在激荡的政治斗争潮流中却往往不能久存，迄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僭主”渐含贬意，如对西西里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父子即是。中古时期，在意大利的某些城市也曾实行过僭主政治。

梭伦改革的局限性：

1、原因：
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他在改革中他主要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所以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的色彩，这使得他的改革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局限性。
2、表现：
（1）其中庸原则决定了改革的不彻底性。
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在改革中他主要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所以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的色彩，这使得他的改革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局限性
（2）以财产资格确定政治权利，使得下层公民没有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
梭伦以财产确立公民的等级身份，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这一制度虽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的政治权利了，但以财富来区分公民对国家安全所具备的责任和能力很明显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第二富有等级才享有高级官吏的被选举资格，这就使得第一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下层公民没有享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
（3）氏族制度残余和贵族势力仍然存在，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梭伦改革以后，氏族制度的残余仍得以存续，保留了贵族势力依旧存在的基础，贵族势力虽有所削弱但贵族凭血缘门第仍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这就造成了名义平等下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改革势必会造成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贵族仍然有权有势，他们必然会对改革不满，必然会仇视改革、破坏改革；
另一方面，下层平民参与国家政权进一步参政议政的愿望没有实现。也就是说梭伦的变革措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富者有势、贫者无权的状态依然存在，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