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早期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

1、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2、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
3、孟子“仁政”、“民贵君轻”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冷遇。

春秋——孔子： 

主张和贡献： 
1、核心：
是“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政治思想：
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保守部分；
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包含民本思想。 
3、教育思想：
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战国——孟旬： 

1、孟子： 
①发展了仁，提出了“仁政”  
②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 
③伦理观：性善论 
2、荀子： 
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②民本思想：君舟民水 
③伦理观：性恶论 
④制天命而用之  历史地位：经过孟子、荀子对儒学的总结与改造，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儒家思想的形成：

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在对先秦思想文化进行粗暴否定的同时，也使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低潮。
至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的建立，太学建立，儒学获得了官方地位。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
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
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
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
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
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
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
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
孔子以后，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
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
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
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
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
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

孔子简介：

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逝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六年）。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私学的创始人。

孔子的生平：

（1）自学礼乐：15岁时立志学习礼乐，后成为儒士，苦研《诗》《书》《礼》《乐》，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已任。
（2）从政失败：50岁时第一次获得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官至司寇，试图实现恢复后因和鲁国执政大夫的矛盾激化而下野。
（3）周游列国：55岁时，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没被采纳。
（4）献身文教：68岁时回到重国，整理编订《六经》，专门从事教育。

追求礼乐的一生：

（1）自学礼乐
孔子生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家庭，先世为殷人，系宋微子的后裔。到五世祖木金父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木金父亦被降为士，并“绝其世”，即被剥夺去卿大夫的世袭地位。为了区别公族，他便改姓孔。其三世祖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亡鲁国（今山东）定居。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一个“有力如虎”的猛士，因立两次战功，提升为陬邑（今山东曲阜南）大夫。孔纥大约六十几岁时同一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颜徵在成婚。年龄的差距，可以看出其阶级地位的悬殊。传说他夫妻俩因祈祷山神来不及回家，妻子就在山洞中生下孔子（此洞便以“坤灵洞”和“夫子洞”命名，今尚在。山即称“尼山”，位于曲阜城南）。孔子三岁时，先丧其父，十七岁时，又丧其母。孔子的家教中重视礼仪之教。生活贫困，促使他较早为谋生做事，学会多种本领，他自称“吾少也贫，故多能鄙事。”孔子青年时期在季氏门下当过委吏（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由此他接触到社会下层，了解到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孔子生长于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在周礼的熏陶下，6岁“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15岁时，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救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儒家的思想特点。
（2）从政失败
孔子最大的抱负，是希望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行仁政。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假使有人用我治理政事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孔子约自30岁起，就奔走于齐鲁之间，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理想。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未获得统治者的重用。直到51岁，鲁定公任他为中都宰。后来，他“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因和鲁国执政大夫季桓子的矛盾激化而下野。
（3）周游列国
孔子从政下野后，见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55岁时，便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先后经过卫、曹、陈、宋、蔡、郑、楚等十几国，向各国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却没被采纳，直到68岁时返回鲁国。
（4）献身文教
孔子希望从政，长期未能实现，于是，他就招收弟子从事讲学活动。他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他自己勤奋学习、融会贯通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即使在做官期间，他也未停止办学。在周游列国期间，他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开展流动教学。晚年回到鲁国后，孔子开始专心整理文化典籍，删修《春秋》，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士大夫崛起；阶级关系上出现新的变化，传统的礼法秩序受到猛烈冲击。“臣弑君、子杀父、少凌长、庶废嫡”等违背周礼的行为司空见惯，人际关系紧张。孔子决心通过恢复周礼，承担继承文化和改善人际关系的社会道义，从而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孔子的思想：

（1）“礼”：即周礼，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把礼作为立国立身的基础。主张“克已复礼”，匡正社会秩序。主张恢复周朝的等级名分制度，实质上是力图维护奴隶制度。体现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
（2）核心：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给“仁”下的两个最重要的定义。主张以爱人之心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具有进步意义。
（3）中庸：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结合在一起，主张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将各种思想、原则加以调和，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限制。

“礼”的思想：

“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礼”，即周礼，他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克己复礼”，加强个人修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

“仁”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仁”就是“爱人”，即爱别人，爱众人，尤其要爱惜民力。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体察民情，他反对施行苛政和任意刑杀。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
政治上提倡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点。

“仁”与“礼”的关系：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要求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到恩惠而消除其反抗斗争。其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就是“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孔子眼中，“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后来，北宋的程颐加以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一阐释是切中肯綮的。
“中庸”是强调“过犹不及”和“恰如其分”的思想论。要求在认识事物时，通过研究这个事物在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就其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的地方，如夫子所说：“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个“适中合宜的地方”不一定是两极端之中点，一旦把它机械地固定在中点处，就犯了“折中主义”的错误。
在处理问题时，“中庸”要求不要偏袒于某一种倾向，或与某一种人完全一致，而认为应该调和不同的倾向，在各种不同的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和。也即所谓“和而不同”。
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完全服从他所要达到的道义原则。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对任何的事或人，好恶取舍，都没有固定的成见与办法，“无可无不可”，但必须服从道义的标准。而他所谓的道义原则，系指礼而言，即周朝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与规章制度。可见，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其目的是维护不变的道的，这种思想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北宋程颢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这句话正说明了中庸思想所含的“不易”这一形而上学特点的重要性。但孔子中庸思想的着重点仍在于强调其方法上适度与平和的性质，及运用这种方法时所必须具有的灵活性。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实践的指导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对接受教育的对象，没有类别的限制，兼收并蓄，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育。孔子是平民出身的私学老师，了解下层人的疾苦和意愿，在其私学创办伊始，就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具体地说，凡是到了可以接受教育的年龄，又有志于学，不论贵贱、贫富、族类、国别、老少等等，都可以作为施教对象，一律给予平等教育。
孔子不但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而且在办学过程中实践了这一方针。孔子私学对“自行束修以上”者，即交上点见师礼而又“志于学”的人都来者不拒。
从孔子弟子的出身来看，既有贵族，又有贱人，贫者富者俱全；
从国别来看，有齐、楚、晋、秦、陈、吴等国人，几乎遍布当时的主要诸侯国；
从种族来看，有周人、殷人、夏人的后裔；从年龄来看，老少不一；
从性格、志趣、品行来看，也各不相同。孔子打破了教育为贵族垄断的现象，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形势和平民接受教育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孔子修订六经：

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经过多年的教学，孔子发现，“六经”并非完整无缺，尚有不少残篇断简和错乱重复。
经过几十年的广搜博采，实地考察，他已经积累下许多珍贵的资料，于是，对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修订工作，实际上，是对历代文化，进行总结性的系统取舍和修订工作。
孔子整理六经的方法是不同的，大体说来，应为：
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作《春秋》。即对《诗经》、《尚书》加以取舍和编排而定型；
对《礼》、《乐》则是修复起来的工作；对《春秋》是因旧史记而明垂教，是不作而作。
经过这次整理，使六经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层面来为政治服务。

孔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儒家以“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终极价值目标，注重积极有为的人生实践。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
3、儒家强调“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设计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儒家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魂。
总之，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更是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之一。儒家思想主张天下定于一，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