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记事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的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的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言行的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的叙事特点：
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叙事简洁，文笔生动。

《史记》的评价：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典范。
2、《史记》文笔简洁，语言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
3、《史记》之后，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逐渐取得了独立地位。

《史记》：
 

关于《史记》思想体系：
1、表现了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2、表现了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3、所表现了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4、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叙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以事系年，详略得当，以述事论人为主，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了历代治乱兴衰，以供统治者借鉴。


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异同：
1、相同点：
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通史巨著,即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朝代，而是贯通历代的著作。
2、不同点：
（1）编写体例不同；《史记》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2）内容不同；《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3000年的主要历史；《资治通鉴》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了从战国时期到五代末年 共1362年的历史。（3）编写目的不同，《史记》是一部纯历史著作；而《资治通鉴》则以与历代朝政兴衰得失相关的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要内容，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
《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重在历治兴衰，意在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部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
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据传司马光天生聪慧，七岁时就已经有成人的思维了，他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寒暑饥渴。有一天，司马光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一个孩子不慎跌入了大水缸之中溺水，其他孩子只能着急的看着，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司马光用石头把水缸砸碎，水洒了出来，溺水孩子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
宋仁宗宝元初年中了进士甲科，那时他才二十岁。后来跟随老师庞籍做了并州的通判，那个地方河西多良田，但是西夏人侵吞那里的土地，成为了河东边的祸患，司马光向庞籍建议：“筑造两座堡垒来牵制西夏，并且招募百姓去耕种，耕地的人多了，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也可以缓解河东粮食贵运输难的问题。”庞籍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庞籍病死了，司马光对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孝顺，对待他的孩子像弟弟一样照顾，当时人们都称颂他贤德。
他性格朴素，不喜欢华丽奢靡的东西。在开封做官时，交趾国进贡给皇帝一只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但是司马光建议道：“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麒麟）没有自己到降临，不是祥瑞。”皇帝听从了他的话，把贡品还了回去。后来在礼部做官，一天有司上奏皇帝发生了日食，京城白天看不到太阳，群臣纷纷道贺，但是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能看到太阳，京城却看不到，这是陛下被奸邪蒙蔽了，天下都知道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灾祸，不值得庆贺。”皇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宋神宗时，王安石作为宰相推行新法，而司马光私下和王安石私下的交情很深，但是他认为祖宗的法令不能变化，而且发现了王安石新法推行时一部分政策用人不当，祸害了百姓，向王安石提起，但是安石不听，后来和他决裂，成为了坚决反对他的人。
元祐元年，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为司马光病重，行动不便，皇帝免除了他的朝觐。并且特别准许他乘肩舆，司马光谢绝了皇帝的好意，说：“不见陛下，不能做事。”皇帝只好下诏让他的孩子司马康扶着他觐见。并且说：“不用行礼。”辽和西夏的使臣每次到来，必然问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并且命令他们边境的官吏：“宋朝有司马相国在，不要轻易生事，惹出事端。”司马光说到做到，要为朝廷奉献一生，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宾客们看他身体羸弱，告诉他诸葛亮过度操劳的例子，他却说：“生死都是天命。”后来病情加重，都没有意识了，在梦里反复说的都是国家的大事。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皇帝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人们常常说司马光迂腐守旧，为了保守派的利益不顾百姓，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从上面的事件可以看出司马光确实是足智多谋，心系社稷与天下百姓，清廉自居，为人贤德，甚至成为了大宋朝的顶梁柱。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最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