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事件：

1、背景：
（西方列强侵略日本的背景）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欧美列强窥视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日本。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日本被纳入侵略目标。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急需扩大海外市场和掠夺原料，19世纪中期，亚洲许多国家已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日本也成为列强侵略的目标。其实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窥视日本，首先是沙俄。1711年和1804年俄国两次要求通商，遭到拒绝。列强的多次叩关，均未能打破其锁国政策，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在打开亚洲许多国家的大门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日本。
2、经过：
（1）1853年，佩里率舰队叩关，史称“黑船事件”；
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佩里准将率领4艘战舰驶入日本江户湾前，用武力威胁日本幕府停止“闭关锁国”的政策。佩里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致“日本皇帝（将军）”的国书，结束锁国政策，并缔结通商条约。由于这些军舰船身都是涂上黑色的，船上的蒸汽机又冒着黑烟，故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事件”。在美国人提出不开国就开火的威吓下，幕府被迫接受美国总统国书，但要求拖延到第二年答复。
黑船事件的实质：日本人把美国军舰称之为“黑船”，反映了日本的落后，因此它是实力的挑战，是东西方发展差距的结果。
（2）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签订：
内容：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允许美国在下田派驻领事；凡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美国也同样享受；等。
影响：
①它是“黑船事件”的直接后果；
②是日本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③对日本产生深远的影响。
3、影响：
主权遭破坏，民族危机加深，迫使日本从锁国走向开国。
日本被迫开埠通商，列强同时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立租界等各种特权，最终使日本从锁国走向开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从而引起整个日本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对日本社会带来影响：

①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主权遭到破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危机不断加深。
②冲击着日本社会，激化了社会矛盾，进一步动摇了幕府统治。
③冲击着旧体制，客观上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
④先进思想的传入，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学习。列强的入侵，进一步暴露日本社会的落后和幕府统治的腐朽，因此反对幕府统治，要求变革社会的呼声更加强烈。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侵日本：

从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纷纷向日本进行扩张。自1764年至1854年的91年间，欧美国家到日本进行扩张的活动有52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英国，其次是俄国、美国，最少的是法国。沙俄是西方列强中最先向日本实行殖民扩张的国家。这些殖民扩张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764～1793年），日本同俄国接触2次；第二时期（1794～1823年），日本同俄国接触8次，同英国接触8次，同美国接触3次；第三时期（1824～1854年），日本与俄国接触7次，同英国接触11次，同美国接触11次，同法国接触2次。西方列强虽各怀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但是在迫使日本开放国禁、开港通商，则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蒸汽机惊醒了太平梦”：

1853年佩里率舰来日后，发现幕府迅速答复是困难的，遂声言第二年春天来听取答复，佩里于1854年2月13日，再次到日本。这次较之上次的力量更强大。双方谈判几经折冲，最终在1854年3月31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近代的国际条约。在这之后，英国于1854年10月与日本签订《日英亲善条约》；俄国于1855年2月与日本签订《日俄亲善条约》；1856年1月，与荷兰签订《日荷亲善条约》。通过这些条约，日本的锁国大门被打开，结束了闭关自守的时代。从此，揭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奴役日本的序幕。由于《日美亲善条约》中没有自由贸易的通商条约，所以美国对此不很满意，新上任的公使哈里斯软硬兼施，武力威胁，经多次谈判，于1857年6月17日迫使日本在下田签订了《日本美利坚合众国条约》，美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其他权利。哈里斯仍不满足，下定决心要缔结通商条约，他以舰队的武力为后盾，一面与幕府争论，一面进行威吓，经过13次谈判，于1858年7月29日在神奈川海面上的美国“波瓦坦”号军舰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继之，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国也迫使日本签订了与此类似的条约，因为当时日本的年号是“安政”，所以，称此为“安政五国条约”。从此，不仅使日本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敞开了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的独立主权，使日本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

日本社会危机的加剧（三个“进一步”）：

 1、西方殖民侵略的进一步加强：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表现：开国后，西殖民势力不断向日本渗透，日本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欧美国家和廉价工业品大量涌进日本，如棉织品、毛织品、船只、武器等；日本的原料又源源不断运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生丝、棉花、油、茶、海味等，致使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867年输出为1200多万美元，输入2160多万美元。另外，由于日本国内金银比价与国际市场比价差距悬殊，列强利用日本黄金价格大大低于国际牌价，大量套购，攫取暴利、致使日本大量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
（2）影响：激化了日本的社会矛盾。
2、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1）人民起义不断：外国工业品倾销，传统的纺织业遭到沉重打击，手工工场纷纷破产，工人失业，同时由于黄金大量外流，钱价下跌，物价暴涨，洋货大量输入、民族经济遭到打击，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纷纷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次数剧增，1865～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城市贫民起义次数也显著增加，1865年～1867年平均每年发16.6起。
（2）幕府统治基础的动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新兴地主和高利货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对自己政治上无权的处境越来越不满；长期受幕府排挤长州、萨摩等西南诸藩，大名也不满现状；作为幕府统治基础的中下级下士，因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对现实更加不满，这一切反映了幕府统治基础的进一步动摇。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原因：
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的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料的大量出口刺激了生产的发展，1860～1867年输入总值增加了5倍多；
②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也传到日本，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③在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中，一些有识之士，目睹了工业文明的优势，开始从国外购进机器，建立工厂，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2）影响：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
受幕府排挤的西南诸藩，大名们看到了幕府的软弱无能，采取自强的改革措施，如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创办西式企业、改革军队和采用洋枪洋炮、整顿财政、广求人才、鼓励西学。各藩的改革虽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

导致日本社会危机加剧的根源：

内因：幕府腐朽黑暗的统治、经济发展对统治基础的冲击。
外因：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深。
社会危机加剧的表现：西方殖民势力的进一步渗透、日本封建经济的进一步解体、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的进一步分化等。

日本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

18世纪中期，日本商业资本开始首先渗入农村的纺织业。商人以“换棉”（供给农民皮棉，让其在家纺成纱，再织成布，按成品数量支付工资）、“出机”（供给农民棉纱和织机，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等方式逐步控制生产者。“出机”商人进一步设立自己经营的作坊，从穷苦农家招雇“机织下女”即女工，形成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19世纪前半期，手工工场从纺织业扩展到油、酒、纸、糖、陶瓷、蜡烛、采矿、海产加工等生产部门，数量也不断增加。1854年，日本全国雇用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有300所。1867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手工工场共约400多所。丝织业和棉织业仍是其中发展较快的生产部门。如：桐生的丝织手工工场达到二百六七十家，每家有织机六架至十架；足利的棉纺织手工工场，通常每家拥有三五十架织机，多的甚至达到一二百架。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开始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遭到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幕府和大名的抑制。但是，当时日本的工场手工业还未达到高度发展阶段，资产阶级也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日本明治维新前农民的反抗斗争：

自18世纪以来，农民的反封建暴动呈愈演愈烈趋势。在18世纪最初的10年中，农民起义的年平均次数仅为5．5，80年代为22．9，19世纪时农民起义次数增加，30年代起义次数达到279次，60年代前七年就达到194次。农民起义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表明两点：第一，农民的处境日趋严重恶化。这种恶化主要同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残酷性有关。第二，显示了幕府统治的危机。日本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广大的农民群众成为反封建的主力军，形成波澜壮阔的反封建高潮，这就大大加深了幕府统治的危机。

大盐平八郎起义：

大盐平八郎（1793—1837），名后素，字子起，通称平八郎。14岁袭祖父职担任大阪市下级警官，是一名下级武士。1816年在家开私塾，讲授王阳明的阴阳学说，主张知行合一，著有《古本大学刮目》等书。1836年，当地发生大灾荒，粮价飞涨，富商大户囤积居奇，大盐平八郎一再建议大阪官吏和富商救济灾民，但屡遭拒绝，使他十分气愤。他开始意识到：要想解救饥民，必须下决心以武力来推翻恶政，铲除奸商，于是着手组织起义。起义原定于1837年2月19日晚进行，由于叛徒告密，被迫在清晨仓促起义。起义者沿途炮击贪官污吏和奸商的住宅，使大阪的官吏巨商胆战心惊，他们一面开仓济民，一面调兵镇压。到下午两点，在幕府重兵围攻下，起义军虽经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难以支撑。大盐见大势已去，急忙解散队伍，率心腹逃走。3月，大盐被官兵发现后，不愿被捕受辱，引火自焚而死。大盐起义虽告失败，但却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是由下级武士发起和领导的，并主动联结农民和城市贫民进行的第一次暴动，它把从前的分散、自发、局限于反对当地封建领主的农民暴动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这次起义是发生在号称“金库”的重镇大阪，震撼了幕府的封建统治。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不同结果的原因分析：

戊戌变法仅是昙花一现，而明治维新则具有里程碑意义。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有：
（1）二者所处的时代及所遇的外部阻力不同。明治维新时，资本主义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并且当时西方各大国皆忙于自己的事务，对日没有一致的政策，给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戊戌变法时，资本主义已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迫切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再加当时西方列强已形成宰割中国的同盟，所以招致列强的干涉。
（2）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明治维新前，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日本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且不断扩大，他们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迫切需要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戊戌变法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仅得到初步发展，力量薄弱。
（3）群众基础和改革的推动力量不同。明治维新前，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接连不断，幕府统治已摇摇欲坠，以中、小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为主体的改革力量也展开了积极的倒幕活动。而戊戌变法前，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宣传变法的仅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进行变革，必定失败。
（4）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弱不同。在幕藩体制下，大名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到幕末时，大名、将军因财政状况恶化而由封建社会的支柱转变为反幕府的力量。而中国的封建制存在时间长，力量强大，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后牢牢控制内政外交，所以，戊戌变法时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5）改革的进程不同。明治维新是在倒幕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的政权后发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政策能得到贯彻执行。而实行戊戌变法者不仅手中无实权，无兵权、无财权而且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进行，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踏上对外扩张之路：

1、对外扩张的野心：由来已久
（1）明治政权成立之初，天皇就宣称“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2）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军事实力不断壮大，侵略野心迅速膨胀，很快走上了侵略亚洲邻国的道路。
（3）“大陆政策”，它确定了日本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世界。
2、对外扩张的表现：
（1）对朝鲜的侵略：
①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内容：朝日建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向日本开放釜山等通商口岸；日本获得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特权。
影响：日本首先打开了朝鲜的门户，使朝鲜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②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使朝鲜由中国的藩属国变成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2）对中国的侵略：
①1879年吞并琉球，并改名为冲绳县；
②侵略台湾：1874年，日本借口有遇海难的琉球水手在台湾被杀，派军侵入台湾，遭台湾人民英勇抵抗；
③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日军占了八国联军总人数的大部分。

江华岛事件及江华条约的签订：

19世纪70年代的朝鲜内部政局不稳，给日本侵略以可乘之机。1875年5月25日，日本政府派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进行示威，接着又测量西海岸。9月20日，“云扬号”驶进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河口，然后派出小舰队，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防军立即开炮，击退入侵之敌。“云扬号”以报复为名，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史称此事件为江华岛事件。
1875年12月，日本政府任命黑田清隆和井上馨为特命全权正副办理大臣，率军舰六艘和3000军队，以追究江华岛事件责任为名，往朝鲜兴师问罪。太政大臣指令黑田等，此举要以强迫朝鲜政府签订开港通商条约作为江华岛事件的赔偿为主要任务。朝鲜政府在炮舰威胁下，完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1876年2月26日，在江华府签订了所谓的《日朝修好条约》亦称《江华条约》，主要内容是：
（1）首先载明“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保有平等之权”，意在否定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
（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港口，自由通商；
（3）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
（4）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等等。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典型的不平等条约，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复制品。《江华条约》是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但日本以后的侵略行径远远超出条约中的条款。

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原因：
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要求清政府增加偿还借款的本息；从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2000万两白银，到1898年又增加到2500万两白银。
②各地的自然灾害，不得不增加经费兴修水利和赈灾等，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2、措施：节支增收
（1）增额度：增加地丁银等旧税的征收额度；
（2）降薪俸：降低官员薪俸；
（3）裁军节支：裁减军队，节省军费开支；
（4）增税收：加强鸦片税的征收，增加商税；扩大纳官等。
3、结果：
①遭到官员的抵制，成效甚微；
②封建官僚转嫁负担，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原因：
（1）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主要形式，同时也为列强的商品输出开辟了道路，这使得在甲午战争前已经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已经是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剧中国贫穷落后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传播先进生产方式和思想。
（2）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
（3）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无法再禁止中国人设厂，又为了利于增加税收，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2、表现：出现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
3、困难：举步维艰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从军事工业起家（而不是从民用工业起家），直到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才成为中国近代化主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弱、人才缺等不足，导致竞争性不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家又多是官僚地主、贵族商人转化而来，对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某些轻工业部门艰难成长，重工业几乎为零。而且，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分布不平衡。这种畸形的民族工业，不可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正常发展道路。
4、影响：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不仅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一个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此，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状况：

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70％，而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仅占30%。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艰辛而缓慢的。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依然举步维艰。

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是戊戌变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逐渐形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洋务运动，七十年代，出现了商办的近代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甲午战争前，洋务官僚腐败，已有一些洋务企业转为商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阻挠和限制。一些爱国的地主、官绅、富商、士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决心创办实业，振兴经济，抵制洋商，以拯救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间新创办的厂矿企业共六十二家，总投资额一千二百四十多万元。不仅原先基础较好的沿海、沿江和东南地区的上海、广州、天津、青岛、武汉、苏州、杭州、无锡等地的工厂企业有所发展，就是像内地一些地方也都出现了近代工业和机器采煤业。尽管这六十多家新兴工矿企业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轻工业，最大的投资额也只有八十多万元。但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这几年的发展，无论就速度之快和地区之广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资本雄厚的企业大体上都是官僚、地主、有功名的士人以及买办创办的。这些人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具有较多联系，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而那些占资金总额不到百分之八的小企业，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阶层差别，构成了他们对清末政局持改良或革命的不同态度的社会基础。尽管1894～1895年间，既发生了改良派领导的上书请愿，也出现了革命派准备发动的武装起义，但就全国范围说，改良主义思潮还占据主导地位。
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开始发展的结果，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都是出身洋务官僚和跟洋务派上层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他们并没有最终摆脱洋务思想的束缚，但都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靠学习西洋制炮造船绝不能达到真正富强的目的。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了新的主张，有的人宣扬君民共主，推崇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有的人向清廷上书，请开议院。有的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成立股份公司，跟帝国主义列强展开商战。他们的这些政治思想，直接间接给予关心国事的康有为等改良派以影响。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演进成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渊源的。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才出现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维新派，也才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发生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

早期改良思潮：

1、维新派的出现：19世纪70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同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程逐渐深入有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改革内政的主张。洋务运动期间派出国的留学生和外交使节回国后，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它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向西方寻找真理，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富强起来。同时这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反映。这些人成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2、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
3、思想主张：
（1）经济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通过“商战”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竞争；
（2）政治上，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从政治上保障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
王韬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类型，他认为君民共主最优越。
郑观应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4、影响：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起承上启下作用。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明显地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它不仅比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与洋务派划清了界线，同时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郑观应：

1842—1922，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待鹤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92年后，由盛宣怀保举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他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又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多种。作为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郑观应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力主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改革科举，提倡西学，广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郑观应务实求真，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还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

王韬：

1828—1897，近代中国著名洋务思想家、政论家、报人、文学家。初名利宾，字兰卿，入县学后改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潜，一字子潜、紫诠，自号天南遁叟，晚年称弢园老民等。1847年，王韬迫于生计接受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任编辑，由此改变了王韬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观念。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王韬十分关心时事，不断地抨击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不断抨击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1862年2月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久，王韬的上书被清军获得，清朝官员指控王韬有通太平军之嫌，派兵捉拿。当年10月逃至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王韬翻译《尚书》《诗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还游历了英、法等国，使他大开眼界，深感中国的落后与差距。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专门到伦敦英国议会参观，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亲自撰写文章，评论时政，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率先喊出“振兴中国”、“变法自强”的口号。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他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重民》（上、中、下）、《洋务》（上、下）、《尚简》、《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纲领、方案。王韬强调要在变法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科举取士和教育制度。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1893年，经陆皓东介绍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识，对孙中山的变法主张大加赞赏，并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润色。1897年，“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变法自强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享年70岁。

康有为主要著作和思想：

（1）思想：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变法理论依据，提出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和“太平世（大同）”三个发展阶段的理论。
康有为的早期思想强调“变”，认为“变”是“天道”，是“物之理”，提倡“托古改制”，他将公羊“三世”之说和《礼运》“大同”思想结合，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并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这一思想理论在同洋务派、顽固派斗争中起到进步作用，但其“变”，只是“渐进”，而不是“骤变”，这是他后来思想蜕变的根源。
（2）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行，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详细论证了古文经《左氏春秋》、《周礼》等书都是“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尽管康有为的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却引起人们的思考：既然传统的经典是假的，那么从中引出的信条就不足为训了。这就打击了正统思想赖以立论的基础，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于1898年刊行，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一位社会改革家，同时推孔子为“万世教主”。康有为曾将《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并说明：“臣今所作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经过康有为的装扮，孔子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以此来抵制封建顽固派对变法维新的阻扰和压力。
（3）特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的理论，是他借用传统的儒学，来阐发自己的维新思想，以瓦解封建主义思想体系。
（4）评价：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变法阻力，促进维新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敢与封建思想彻底决裂。

康有为：

1859—1927，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出生在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中外纪闻》：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创办了《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1895年8月17日开始正式刊行，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报名与英、美传教士所办之报相同，因为上海广学会编的《万国公报》在政府官僚中行销有年，故袭用其名，以利推广。《万国公报》每册有论文一篇，长篇则分期连载，除转载广学会和其他报刊外，撰文未署名，实际出于梁启超、麦孟华之手。北京强学会成立以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于12月16日正式刊行，双日刊，木活字印刷，每册注明出版年月，无编号，封面有紫红色“中外纪闻”四字。《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但“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在今存各册中，有《英国幅员考》《西国铁路考》《地球奇妙论》等。《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除选登“阁抄”、译载新闻外，又载“格致有用之书”，探讨“万国强弱之原”，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理论著作之一，初刊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所以叫作“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又叫作“新学”。他指斥古文经学不是孔子的“真传”，“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康有为认为，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所在。这就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为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准备了条件。康有为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也挂上了孔圣人的招牌，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旨在动摇和破坏封建守旧顽固势力“恪守祖训”的观念，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因此它不是一部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的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另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始纂于1891年，1898年正式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从战国到秦汉，“无不咸归依孔子”，因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门徒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这样，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康有为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儒家经籍，铺衍“孔子改制”，力图使人们相信，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成为维新变法的祖师。

公车上书和强学会：

 1、公车上书：政治运动
（1）时间：1895年
（2）内容：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
（3）影响：使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2、《中外纪闻》：舆论宣传
为了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开通风气，由是在官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强学会：政治团体
（1）时间、地点：1895年8月，北京→上海分会
（2）宗旨：研习西学，交流变法思想。
（3）参与阶层：康有为等维新派发起，翁同龢、张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外国传教士加入。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的政治团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维新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帝党想利用这个运动向后党夺权，开始和运动结合。8月，在帝党翁同龢、孙家鼐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入会者数千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会中主要分子。康作《强学会序》，痛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号召发愤图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又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中外纪闻》，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宣传维新主张。一些官僚见学会势盛，也纷纷表示“赞助”，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捐银入会。李鸿章也愿捐银两千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太臭，遭到拒绝。英国人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并成为学会的指导者。不久，康有为又组织上海强学会，吸收黄遵宪、汪康年等数十人为会员，刊行《强学报》，与北京强学会相呼应。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以“私人会堂，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1896年1月，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张之洞也停发上海强学会的经费。前者只活动了四个月，后者只活动了一个多月，便被扼杀了。

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的思想主张：

梁启超维新活动：

1、创办《时务报》，担任主笔：时间——1896年；地点——上海。
《时务报》的影响：《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2、发表《变法通议》，宣传维新变法：
（1）内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
①政治制度：主张“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②文教制度：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有用人才，大力发展近代工业。
（2）影响：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欢迎，大大推动了编发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

谭嗣同维新活动：

1、发表《仁学》，提出“冲决君主之网罗”。（1897年）
2、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为变法维新培养人才，推动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开展。（1897年）

严复活动与主张：

1、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1897年）
2、介绍西方社会进化论名著《天演论》，阐明维新变法主张：
（1）内容：借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只要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将会走向灭亡。
（2）意义：《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公羊三世”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论也是有力的冲击。《天演论》的发表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也对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到影响。

维新活动的影响：

（1）方式：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上书等
（2）作用：
①启发民智：如严复的《天演论》进化思想的启蒙作用；
②组织力量：如成立强学会等；
③制造舆论：如“公车上书”、《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等创办。
④形成局面：维新变法新局面逐渐形成。

梁启超：

1873—1929，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一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党，17岁考中举人。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时务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旬刊。上海强学会被封禁后，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等倡议以学会余款创办报馆，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出版《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该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西报译等栏目，梁启超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对宣传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张之洞对该报曾予以资助，但对梁启超等的议论深为不满，乃通过汪康年对梁多方掣肘，迫使梁去职。“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想利用《时务报》进一步推动变法，乃通过光绪帝宣布改《时务报》为官报，并派自己督办《时务官报》。汪康年在张之洞支持下，于1898年8月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旋因戊戌政变，《时务官报》《昌言报》停办。

《国闻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日刊。严复主编，每旬出增刊《国闻汇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如《保国会章程》等；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连载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与上海《时务报》同处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戊戌变法后遭清政府查办，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复刊。

保国会：

保国会的主要发起人是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的官僚士大夫一二百人。康有为在会上演讲，历述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危机严重的事实。会上议定《保国会章程》30条。第一条说：“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后来，保国会又在北京嵩云草堂、贵州会馆开过两次会。康有为将《保国会叙》“榜于会所”，并说：“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忍回视其奴隶牛马哉！”他主张“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奔走呼救”，“以保一大国”（《保国会叙》）。梁启超也在4月21日演说保国会开会大意，说明“瓜分”危机，强调“合群智以讲求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国闻报》）。保国会是御侮救亡的团体，它的成立具有爱国意义。保国会的规模比强学会大，后来列为“四卿”而参预新政的林旭、刘光第、杨锐等都是保国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