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含义：

又名《民元约法》，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在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

（一）背景：
1、理论来源：法国的启蒙思想；
2、现实依据：美国1787年宪法；
3、时代背景：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颁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革命性、民主性的体现：
《临时约法》否定了封建专制，是为了约束袁世凯，保障民主共和制度，具有现实针对性；约法明确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促使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三）进步意义：
1、在政治上，它不仅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2、在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
3、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关系为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5、在对外上，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启发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防止帝国主义侵略；
6、在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亚洲各国当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四）局限性：
《临时约法》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在宪法实施以前，它具有与宪法相等的效力。《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的文献，主流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也没有具体涉及关系到“民生”的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孙中山先生旧三民主义的倒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七章“附则”，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分析及相关具体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命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且对于《临时约法》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陈晓枫在《的文化透视》（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因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倍受推崇，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作者分析了宪法文化的“突变”与继承问题以及法律工具主义与大典为置律的文化传统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宪法文化，指出：
（1）《临时约法》是根据当时条件下交出政权的急迫需要，违反关于政体设计的理性分析，将政治制度设计为责任内阁制，在法律价值的追求上，表现出工具主义的趋向，使宪法成为从事某种政权追求的工具。这就违反了人民主权、代议民主的宪法本意，表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将法作为某种制胜利器的传统特征。而且《临时约法》表现出在争取权力焦点问题上的过分关注，而将其余做轻率处理的态度，对北洋政府视宪法为儿戏起到不良先例作用；
（2）《临时约法》反映了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因人立法，法随人变，虽然用意在于保护革命成果，但在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建立之初首开人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之风，深刻显现了在近代宪政的词语下，向法文化传统认同的倾向；
（3）《临时约法》也同样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归诸一元的价值追求。作者认为孙中山先生本人在权力结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一元权力追求者。
（4）法律工具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它一旦于执法者不相切合时，容易被搁置，成为具文。《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对于《临时约法》的工具主义的利用，最终使其作为工具，终成空文。

辛亥革命含义：

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指以孙中山为首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一系列的努力。
狭义上的辛亥革命指1911年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概况：

1、背景： 

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加剧浸华，民族危机加深，清政府腐败无能，成为众矢之的

②19世纪末以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根本原因)

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逐渐传播

④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

2、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

3、经过：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

1905年8月，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1911年4月，广州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秉承列强行旨意发布“铁路国有”法令，引起保路风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五色旗为国旗

1912年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清朝覆灭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结果：

成功：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失败：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失败原因：

主观原因：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

1、历史功绩：
①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
③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④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
⑤革除陋习，引起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历史。

2、局限性：
①革命果实被窃取；
②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③在革命过程中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辛亥革命有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领异。

(2)辛亥革命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

(3)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传播了革命思想。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各地的反封建斗争。

(4)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成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最高水平。

辛亥革命主要集中在南部原因：

1、革命形势遍及南北，但主要集中在城市，未与农村相结合，缺乏稳固的基础
2、革命势力南多北少，东部沿海强于广西部内陆（原因：东部和南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北方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强大；东部和南部最早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自然经济解体程度高）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1．原因：
（1）帝国主义对革命政权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2）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向革命派进攻。
（3）孙中山被迫妥协，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可以保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4）袁世凯掌握清朝全部大权，拥有北洋军，还大搞反革命阴谋。
2．经过：
（1）逼迫清帝退位：指使段祺瑞等通电要求清政府立即采用共和政体，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诏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
（2）通电赞成共和：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参议院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3）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4）窃取革命果实的标志：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文革：

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的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和损失的内乱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发动原因：

①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
②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
③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治的践踏表现：

①造反派违背宪法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失去保障，大批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和学者，惨遭批斗、抄家和残酷的人身迫害。刘少奇被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被迫害致死，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被夺权，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公安部、法院和检察院无法正常工作
③“文革”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连续十年没有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也不能实行。

“文革”教训：

“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历史证明，结束这场长达十年的内乱，说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文革”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保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①制定政策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②必须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
③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④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左”倾错误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从文革对民主法治的践踏认识民主法治建设的必要性、艰巨性：

 1．从“文革”发动的原因看：
（1）民主法治不健全是重要原因，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逐步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及集体领导也被削弱和破坏。
（2）我国长期的专制传统，缺乏民主意识，长期的经济落后造成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淡薄。
（3）世界各国推进的民主化建设的潮流也是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必要。
2．从“文革”对民主法治的践踏的后果来看
在“文革”期间民主与法治遭到空前践踏，人民权利丧失殆尽，生命财产和安全毫无保障，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国家法律形同虚设，国家政治生活及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民主法治遭破坏带来的后果说明了民主法治建设的必要性，民主法治建设的破坏也是民主法治建设变得异常艰巨。

“文化大革命” 对民主法治的践踏：

洋务运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

1、背景：
(1)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
(2)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打击；
(3)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2、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3、目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4、代表性企业：
①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②近代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5、作用：
①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剌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这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③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①洋务派欲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洋务派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受制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侵略势力的压迫，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最后导致破产。
③企业中近代的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不相适应，使之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8、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1)积极方面：
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消极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
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④经营管理腐败。

洋务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学习西方方面对今天的借鉴：

（1）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想以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还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题体制，重视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洋务企业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3）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1、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中，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兴建北洋、南洋和福建艺支海军，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
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筹办了民用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较重要的有福州般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兴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堂，如邓世昌、刘步蟾毕业的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这一切措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师夷长技以自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且在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改革。

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洋务运动：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关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1865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100余亩，员工约3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康有为思想的特点：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了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
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新学伪经考》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历来儒经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是经秦代焚书之后，由西汉学者口头传授、记录的儒经，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撰写，故称“今文经”。汉武帝以后，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籀书”撰写的儒经，称之为“古文经”。西汉官方“经学博士”传授的都是今文经。至西汉末年，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请求将古文经《逸礼》《毛诗》《左传》等书立为官学。王莽当政时期，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今文经、古文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篇目文字上的不同。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形繁荣，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思想分歧也很明显。于是，今、古文两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高潮迭起，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清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渐趋复兴。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些古文经提出怀疑。《新学伪经考》则进而全面否定、攻击古文经。该书认为：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刘歆之所以制作“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所以，古文经学并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新学”。总之，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历代流传的古文经是“伪经”，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汉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于是，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汉学”“宋学”都不是孔学真传，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微言大义”。 　　
就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新学”是缺少根据的。梁启超也认为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可见，《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念，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
《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
2、《孔子改制考》
在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两部著作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击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恪守祖训的封建教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为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59—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
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
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
1913年，回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
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
1927年，病死于青岛。

维新变法思想：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特点及出现的原因：

（1）特点：
①把西学的有关政治学说与儒家经史相融合，来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②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制造历史依据，向封建正统思想提出挑战。
（2）原因：
①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敢也不能够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表现在文化上，康有为借助古代文化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
②维新派对自己的理论认识肤浅。他们的思想是从西方引进来的，然后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民族化，并非社会实践的产物。
③西学在我国的传播水平低，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④康有为本人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对儒学有很深的研究和深厚的感情，他更知儒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采用儒家外衣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
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所致。

早期维新思想：

1、产生：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
2、代表人物：
正在转化中的资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
3、主张：
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传入，是早期维新思想的来源。
②早在洋务运动实施过程中，一批积极参与洋务或与洋务有密切联系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洋务运动有不少弊病，认识到如果向西方学习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代表着一种舆论和思潮的萌发,为维新变法思想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4、局限性：
一是没有完整的理论；
二是没有付诸行动。
5、影响因素：
洋务运动破产、民族危机、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想：

1、开展：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首的维新派开始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来评判中国，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
2、阐释：
维新，是指提倡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特指政治上的改革运动。
维新变法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反对旧事物，实行新法。
3、维新思想传播的方式：
开办学堂、著书立说,建议引导学生归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各自的观点和对封建思想的冲击、近代思想解放的贡献。
4、论战：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由于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而展开的。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激化，面对时代推来的问题，做出了两种相反的回答。
5、意义：
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提出了系统的维新变法的理论和主张。通过这场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向西方寻找真理，学习新学的热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1、维新变法思想推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由器物到制度层次的推进，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提倡新学，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2、这是中国近代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3、维新派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客观上还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4、维新变法思想将救亡与政治变革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展，虽然没有取得实践上的成功，但是作为一场爱国运动，对于开阔眼界、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们的参政热情，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近代前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待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及原因：

1、态度：
（1）康有为等维新派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儒学的形式进行宣传，使二者统一。
（2）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孔子进行绝对否定，加以批判，对儒家的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2、原因：
（1）维新变法时期，顽固派仍有很强大的力量，康有为等借用孔子的名义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与资产阶级上层的两面性及康有为等人的家世、教育和经历有关。
（2）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利用孔子企图达到复古复辟的政治目的，使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与辛亥革命后的思想潮流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经历有关。

维新变法：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深感“亡国无日”。上书光绪帝，痛陈国难深重，应赶紧变法图强。光绪帝“不甘作亡国之君”，与慈禧太后意见不合,而企图借变法，巩固与强化自己的地位与权力。1898年1月康有为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表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这是一篇以皇帝名义宣布实行变法的宣言，标志戊戌变法的开始。
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触犯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不能容忍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发展为一场带血的斗争,变法运动遭到了失败。  
维新派提倡西学，兴民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觉醒，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具有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给古老的中国社会所注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站在历史长河的高度看，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尽管它在19世纪末的中国遭到了暂时挫折，但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留下的痕迹永不磨灭，永远鼓舞与启迪后人。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背景：
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1）辛亥革命的影响：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
（2）启蒙思想的作用：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启迪了中国人民的民智；
（3）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
（4）复古尊孔的逆流：窃取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梦想恢复帝制，他废除临时约法，实行独裁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2、兴起的标志：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3、主要阵地：
《新青年》、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4、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
5、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
赛先生：是指英文science，意为科学，即“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实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
德先生：是指英文democracy，意为民主。就是每个人“各有自主之权”，“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6、主要内容：
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四提倡四反对”，即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李大钊极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民主与科学并重。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主要是指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新道德指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由于旧道德是历代统治者用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因此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3）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文学革命）
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独秀、鲁迅
①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②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掀起文化革命改革大旗。 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③鲁迅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把反封建内容与白话文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新文学的典范。
7、性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8、评价：
积极影响：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5）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局限性：
①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
②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片面化、绝对化。

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1、新文化运动反映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已从器物、制度层次深入到思想文化层次；
2、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民主科学思想得到弘扬，形成了思想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想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3、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唤起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关心；
4、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具有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本质，正如陈独秀一针见血所指：“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孔教与共和……存其一必废其一。”可见反对旧道德在本质上是撤除封建专制势力的精神保护伞。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因为只有新文学才能更自由地表达新思想。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用民主与科学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提倡新道德是为民主与科学服务的，由于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儒学旧道德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反对封建礼教，反对旧道德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就是摧毁专制制度的根基，让民主共和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让新道德成为广大民众自觉的日常行为规范。新文学和白话文，是传播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的载体。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内容的主体，而新文学和新道德则是达成反封建目标的必要保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

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的命运，成为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1）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
（3）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成为世界革命的潮流。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使得人们认识到其革命理论的价值。
（5）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2、研究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出现：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俄罗斯研究会”（湖南）等 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
3、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和周恩来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在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4、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三民主义内在的关系：

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第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对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展开表述；
第二，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是核心，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是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民族主义是前提，民生主义是补充和发展。

三民主义的提出：

1、原因和条件：
（1）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
（2）各种救国方案屡屡失败，时代呼唤革命的理论。如洋务运动破产、维新变法失败等。
（3）孙中山广泛地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并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活动。
2、提出：
1905年，孙中山同黄兴、宋教仁等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将这个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
3、基本内容：
（1）民族主义是前提，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民族平等的进步思想，客观上体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但是忽略了革命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满洲贵族时，也忽视了另一股反对势力──汉族地主和官僚。后来帝国主义对革命阻挠破坏，封建官僚和立宪派对革命派实施进攻，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以“创立民国”为内涵的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反映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愿望，对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起了重要作用。但民权主义没有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斗争的对象，对汉族地主阶级存在一定的幻想。
（3）以“平均地权”为核心内容的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他的“社会革命”纲领，也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它要实现的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没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革命斗争缺乏群众基础，反映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也表明其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4）三民主义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
4、评价：
（1）进步性：
①它是孙中山受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启迪，涉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②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理论指导。
（2）局限性：
三民主义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具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

（1）上书改革：
1894年，孙中山在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影响下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纲领，但是遭到了李鸿章的冷遇。从此，孙中山放弃了改良思想和行医职业，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2）成立团体：
1894年兴中会檀香山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早方案。
（3）发动起义：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致，丧失了时机，再加上叛徒告密，起义未发动就被镇压。清朝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被杀，程奎光病死狱中，孙中山、杨发、陈少白等均被悬赏通缉。孙中山流亡海外，后经日本去欧美进行考察。通过考察，他“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这就形成了三民主义的雏形。
（4）组建政党：
1905年中国同盟会日本东京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前身是华兴会和兴中会，除此之外还有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护国运动（1915—1916年）：

1、原因：袁世凯复辟帝制
①强迫国会选其为“正式”大总统（1913）
②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3）
③炮制《中华民国约法》《总统选举法》（1914）
④基本接受“二十一条”（1915）
⑤制造帝制舆论（筹安会、请愿团）
⑥操纵国体投票，获“全票拥护”君主制（1915）
⑦改元、登基（1916）
2、经过：
①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1915）
②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③蔡锷等人武力讨袁④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1916.5）
3、结果：
袁世凯取消帝制（1916.3），后在忧惧中死去

谁是护国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者：

关于这个问题很早就众说纷纭。护国战争的硝烟未尽之际，梁启超就公布有关文稿，撰发文章，把领导运动的首功归于他和蔡锷两人，这引起了参与这场运动的云南军政界人士的不满，有人坚持说护国运动是由云南军政官员发动的，首功应归唐继尧。邹鲁、陆丹林等人则把护国运动的成就归功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初年，有学者提出与上述三说都不同的观点，认为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斗争的云南新军军官。（根据言椒、李喜所《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信息》，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近些年来，不管是对梁启超、蔡锷在护国运动中的具体表现评价如何，但多认定掌握了这场运动领导权的是他们，而不是中华革命党人或其他派别。（像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中都持这样的观点。）也有学者把运动的发起和领导分开来看，并注意到领导权的动态变化，并且不把梁启超和蔡锷划入同一派别，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护国运动的发动者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实际情况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翼──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以蔡锷、唐继尧等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席卷全国的人民群众反袁浪潮的基础上，联合发动了反袁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在理论上说，谁发动了运动和战争，领导权就掌握在谁的手里。然而在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当护国运动兴起之际，领导权实际掌握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然而，随着运动的推移，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谁掌握了护国军的军权，谁掌握了护国战争的指挥权，实际上也就是谁掌握了护国运动的领导权，这样看其领导权事实上就落到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手中，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所进行的具体策划，对护国军的具体行动则产生了重大影响。（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