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为什么要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于是，开始了党在思想、理论上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6月到11月，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2）十一届六中全会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迅速展开。
1981年6月27—29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简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原作，经过多人修改，最终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审定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是邓小平等人对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人主张的“两个凡是”理论进行的抨击，标志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始。该文于1978年5月10日首次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于头版。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数日之内，该文传遍全国。该文全文7000余字，主张：
只能依靠社会实践检验真理；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马恩列斯毛诸位革命导师都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此文的发表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动摇了华国锋统治的理论基础。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著“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当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有的场合批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但是，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

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十一届三中全会
（1）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亟待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亟待恢复。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2）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全会还决定拨乱反正，并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以及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自此开始创立。
2、经济体制改革
（1）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
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我们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经济体制却严重束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经济体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原有经济体制不能迅速推动科技进步，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改革经济体制也是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迫切需要。
（3）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概括起来分成两步走：
其一是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其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业。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其一是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形式；其二是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改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
3、对外开放
（1）含义：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遵循平等互利，互守信用原则，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原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进一步拉大，为了少走弯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智力，有必要开放；
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底子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资金不足问题大大束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引进国外充足的资金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3）政策：
加强友好往来；
派遣留学生；
先后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经济特区，开放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和先后建立珠江三角洲等5个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内容：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原因：
首先，改革开放后，在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外国的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进入我国；
其次，极少数人想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想也浮出水面。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3）意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为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提供了保证；
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南方谈话，影响深远：

 1、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
第一，东欧剧变。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社会制度发生改变；
第二，苏联解体。1991年苏联解体；
1989年，中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挑战。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在从武昌到深圳、珠海和上海的路上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2、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本内容：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并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论断；
第三，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是主要要防“左”。
第四，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主张。
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第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3、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又一次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这些谈话被视为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宣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影响极为深远。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

这一构想主要指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实行“一国两制”，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实行“一国两制”，是指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地区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各方面有根本的、重大的区别。
第三，实行“一国两制”，国家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第四，实行“一国两制”有宪法和法律保证，在一些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有较长的时间稳定性。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针对台湾和港澳地区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包括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谈到用这一构想解决香港问题。后来，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对这一构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关于特别行政区的明确规定，它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政策，这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已成为一种国策而具有了法律效力。这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中国的历史、现实状况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战略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指明了方向，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成功运用：

关于香港的回归。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揭开了两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序幕。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0年通过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方案进一步具体化了。
1985年5月，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香港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

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
它不仅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指明方向，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港澳回归意义：

香港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是实现中国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和发展，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我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也是世界上用和平方式成功解决了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光辉典范，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