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1、时间：1966——1976年
2、原因：“左”倾错误恶性膨胀的结果。
3、表现：严重干扰和破坏国民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在低水平线上徘徊。
4、内容：
①1967年、1945年国民经济呈下降趋势。
原因：“文革”动乱扩展到经济领域。
②1973年，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复苏。
原因：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恢复调整国民经济。
③1975年，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迅速回升。
原因：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

动乱中的国民经济：

1、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
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大超出了文化范围和文化手段，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后，严重冲击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表现：
经济工作瘫痪；
政策、制度被废除；
交通运输堵塞；
工农业损失巨大。仅1967年和1968年两年时间里，工农业生产总值损失超过一千亿元。 
2、国民经济的调整：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在批林时，提出批极左思潮，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积极解放干部。到1973年，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复苏的局面。
3、“批林批孔”运动：
正当经济好转时，江青等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4、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1975年，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明确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其实质是系统纠正文革的错误。国民经济迅速回升。
但不久，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不满，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刚刚稳定的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5、文革时期经济建设能取得一定成绩的原因：
①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的努力。
②广大干群对左倾错误的抵制。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文革”中推行的一整套“左”的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同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过：“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国民经济形势好转：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他支持解放干部，调整经济建设计划，扭转国民经济遭严重破坏的局面，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在周恩来的筹划下，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
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粮食产量达26494万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达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
钢产量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
原煤达41700万吨，比上年增长1.7%。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国家财政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4000万元。
1973年是这几年中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但由于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的错误，把周恩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政策诬陷为“黑线回潮”，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国民经济好转的势头又被打断。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坚决同江青集团作斗争，努力抵制“左”的错误，坚持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
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主要产品产量：粮食增产6900万吨，钢增产278万吨，原煤增产6900万吨，原油增产1221万吨，铁路货运量增加10183万吨……这是继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转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计划经济体制：

就是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几乎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排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首先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由政府根据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需要，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逐级向下分配，最终跟着下达给企业的生产计划分配到各个企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1、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1）国内：改革遇到重重阻力
（2）国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
2、过程：
（1）提出：南方谈话
（2）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基本框架确立：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
（4）理论进一步完善：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
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
（5）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21世纪初95%以上的商品和资源实现了市场配置。
3、历史意义：
（1）调动了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2）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3）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南方谈话节选：

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
运用时常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起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是指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

1、背景：
（1）三大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2）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争论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例如贴阶级标签、只许写工农兵题材之类，这就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必要的。
2、内涵：
（1）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
（2）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科学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3）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长期的建设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3、成果：
（1）文学：老舍：《茶馆》（话剧）；郭沫若：《蔡文姬》（历史剧）；杨沫：《青春之歌》（长篇小说）等。
（2）期刊：仅1956年至1957年出现的文艺期刊就有18种，原有的刊物质量也有提高。
（3）电影：“难忘的1959年”，杰出的故事片有《五朵金花》、《女篮五号》、《青春之歌》、《红日》、《北国江南》等。
4、贯彻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1）“双百”方针提出后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景象。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人口学、社会学、遗传学等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论。文学艺术界思想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2）1957年后由于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尤其是“文革”的爆发，“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许多文艺界、学术界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和学术观点被错误批判，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歧视和压抑。　　
（3）“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双百”方针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文化领域重新迸发出蓬勃生机。

毛泽东和“双百”方针：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双百”方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为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老舍和《茶馆》：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弃世。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3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这家裕泰大茶馆。作家通过以茶馆老板王利发为中心的3个时代几十个人物在茶馆里的生活片断，展现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把旧中国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全剧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深刻地写出了王利发等人的真实命运。
《茶馆》的人物塑造好，生活气息浓，语言特别精彩、简洁、生动、传神、隽永，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它把深邃的思想寓于朴素无华的艺术之中，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新开拓和巨大成就。《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演出极为成功，充分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茶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

杨沫和《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平。中学毕业后，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先后在河北和北平一些地方做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即以“小慧”的笔名在北平出版的《黑白》月刊上发表揭露农民遭受地主压迫剥削的小品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版了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0年）、中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1978年）、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散文、文论集《大河与浪花》（1982年）；
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1980年）等。
其中，从1950年开始创作，历时四十年，几经波折，于1989年最后完成的以林道静为小说主人公的“青春三部曲”，是杨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青春三部曲”由《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三个情节连贯的长篇组成，共一百三十余万字。小说主要根据作者自身的经历，以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描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选择，讴歌了那些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革命青年，掀开了他们多彩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剖析了生活本身的极端复杂性。《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是“三部曲”中影响深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历史为背景，以林道静的成长为主线，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一代知识分子由个人奋斗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征途的心灵历程，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的青春赞歌。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五百万册；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国外发行；1959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

赵树理和《三里湾》：

赵树理（1906—1976），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即努力于文艺的通俗化工作，曾任区长和随军报纸的编辑。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标志着他创作的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并为第一、二、三界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小说大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成功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语言朴实生动，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
从1949至1965年，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年）、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8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人物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剧本《十里店》（1965年完稿，1978年发表）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作者固有的诙谐风趣的笔调，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描写老解放区三里湾由于秋收扩社、整社、开渠，在社内外、党内外、四户农民的家庭内外，几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当中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作品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作品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家庭（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两条道路的复杂斗争，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层面上揭示了农村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