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和法家:

①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与孔子同时代。老子著《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观点，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
②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生出天地万物。庄子的散文非常富有哲理，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如《逍遥游》等名篇。
③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是法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学说，后来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

道法家的代表人物:

(一)老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
1、哲学思想：
①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否定“天命论”； 
② 朴素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面及转化）。         
2、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3、评价：
① 中国第一个探讨宇宙本源的哲学家；
② 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伦理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庄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1、哲学思想：
“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消遥”（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天与人“不相胜”，人必须顺从自然          
2、文学成就：寓言、散文蕴涵深邃的哲理智慧和神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韩非（代表新兴地主的利益）：
1、思想主张：
① 主张法、术、势结合，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② 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主张变法革新。         
2、评价：
①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② 法家思想适应战国后期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为新兴地主阶级所接受。

老子及《道德经》：

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的《史记》一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就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教材持这种说法；一说他可能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又说他可能就是老莱子。
相传，老子的著作有《道德经》，亦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但从书的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来看，该书大约编定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全书五千余字，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故称《道德经》。

道家学派：

老子及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称为道家学派，老子也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不过，道家一词出现较晚。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并没有道家学派的说法。道家之名，是汉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第一次提出的，称为“道德家”。至《汉书·艺文志》，始名之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
道家学派的内容，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道”派生的，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长而无意作主宰）。
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法治”和“尚贤”，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不尚贤”可以“使民不争”。
伦理上主张“弃仁绝义”，反对“礼治”，认为“礼”是酿成大乱的祸首（《道德经》）。
道家的这些主张，与儒、墨、法家的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九流”：

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和申不害等人。战国末期，韩非子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法家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提出重农抑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厉行严刑峻法，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

韩非子：

（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子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子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子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子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子被迫服毒自杀。

李贽的离经叛道： 

（1）历史背景：
①政治：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吏治腐败，奸佞当道。 
②经济：生产力发展 
③思想：把孔子奉为神圣。 
④个人：李贽任职期间，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不愿与他们同流。 
（2）主张：
第一，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
第二，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首先他反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追求平等、个性。
第三，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强调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认为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动去谈仁义道德，主张人应该享受正当的私欲。
（3）影响：
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4）思想评价：
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他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带有民主色彩。

李贽及其主要思想：

1、简介：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晋江人，回族。从30岁到54岁，先后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家学府教师）、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云南姚安知府等职。
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中，不与腐败的官僚同流合污，集中精力于研究学问和讲学活动，常与上司抵触。辞官后，先在湖北黄安居住三年，后来隐居麻城龙湖芝佛院，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由于其言论著作，猛烈抨击了纲常礼教和孔孟之道，统治阶级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屡次加以迫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反动势力纠集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名，拆毁芝佛院，将他驱逐出境。
三十年（1602），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把他逮捕下狱，并下令禁毁他的著作。当时李贽已76岁，病得很严重，听说明政府还要把他押回福建原籍，就在狱中自刎而死。
2、著作：
李贽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等，明清两代均被列为禁书。
《焚书》的起名是李贽认为将来这些著作定会遭到焚毁。《藏书》的命名则是由于李贽认为这部书“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能“藏之后世”的缘故
3、思想：
李贽具有突出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
①他蔑视儒学经典，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经书，不过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大半非圣人之言。就算出自圣人之口，也只是一时的对病发药，绝非“万世之至论”。
②他尤其反对神化孔子，认为孔子是人，别人也是人，不必什么事都求教于孔子，“若必待取给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因此不能把几千年前孔孟的学说作为衡量今天是非的标准。李贽还对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
③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般所谓“圣人”的“德性”，凡人与“圣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焚书》）。因此，侯王与庶人同等，并无所谓“贵贱高下”的区别。
④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必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
⑤他还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藏书》）。李贽的这些言论，直接冲击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批判了封建等级和纲常礼教。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比较评价：

1、共同的生活背景是早年参加抗清斗争，目睹王朝兴衰，后来著书立说。
政治思想上都反对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回归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能够在思想领域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儒学，使宋明以来渐趋沉寂的局面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各自的贡献也不一致：
黄宗羲以抨击君主专制著称，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顾炎武以倡导经世致用而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以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而著称，其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
2、整体评价是：
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在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中促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具有了向近代转化的意味。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们的新思想和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宋明理学的批判，而将他们划出儒家思想的行列之外，在他们的思想里，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踪影。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1、生活背景：
与黄宗羲和顾炎武一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时代，促使他对传统的程朱理学进行反思。
2、主张： 
①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物质又是不断变化的。 
②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及其唯物思想：

1、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的现象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2、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
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
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比较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

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肯定人的价值，都在人的价值方面强调理性、否定绝对权威。但是智者学派片面强调人的需要，否认对人的约束，苏格拉底强调个人的需要必须满足一定的道德规范，强调美德对于人的重要性。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限定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显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把握两者对人的价值的阐述，比较的领域大体上包括研究对象、人的作用和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等方面。

“美德即知识”——人文主义的升华：

（1）代表人物：
苏格拉底。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  
（2）思想主张：
①倡导“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②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思想，美德来自于知识； 
③主张“认识你自己”，教育可使人认识自己灵魂之内已有的美德。 
（3）意义：
他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苏格拉底对“人”的探索：

苏格拉底是与智者学派同时代的哲学家。这一时期，智者学派的思想比较兴盛，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人们贪图没有节制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享受，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同时，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也带来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于是苏格拉底针砭时弊，批判雅典的政治领袖，批评颓废的社会风气，在寻找人的价值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苏格拉底对于“人”是什么作了如下回答：
（1）人的本质是理性，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思想力的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这就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的地位。
（2）人的灵魂（理性）是至善，德行即智慧，智与德是合一的。
（3）一切罪恶都来源于人的愚昧无知，即使像勇敢、节制之类的优良品性，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心灵来指导，也不能使人为善。因此一切使人德行完善的只有知识，因此，“美德即知识”。
（4）人之所以要求知，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5）人要在理性的支配下去追求和生活，“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他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他对理性的尊崇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与18世纪的启蒙思想的特点极为相似。

苏格拉底：

1、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生于雅典。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曾从女智者狄俄蒂玛受业。自称有“灵迹”伴随，预示以何事不当为，终身信奉。亦受奥尔斐秘教及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
早年学过雕刻手艺，后弃而从事探索伦理哲学，坚持“认识自己”是人类的第一要务。关于他的前半生，人们所知不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的《云》上演（前423），剧中将苏格拉底描写为开“思想店”的诡辩家，据此可知当时他已有名。传说特尔斐阿波罗神托所有言：世间不再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他自奉俭约，招收弟子，但不收学费。常在雅典街头与人辩论诸如正义、勇敢、德性、节制、真善美等课题，旨在寻求和确定其一般的概念。反对智者派的唯我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真理应有其客观标准。每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论辩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这种方法便得名为苏格拉底的讽刺或反诘法。
2、他主张德性就是知识，所谓“知道合一”。苏格拉底还鼓吹灵魂不死或灵魂轮回。他所说的概念在本质上并非来自具体事物，勿宁说是具体事物来自概念（灵魂中所固有的东西）；
人的认识即知识的获得，只不过是对此概念的回忆，这是西方早期的一种唯心论先验论。
苏格拉底主张有知识、有德性的少数人治国，对民主政体特别是雅典后期的激进民主派，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被以安尼托为首的民主派控告，罪名有二：一是不信官方宗教、企图另立新神（他的“灵迹”），二是败坏青年。在法庭上虽否认他犯有任何罪行，但终被判处死刑（饮鸩）。
他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是：
首次提出归纳和定义的方法。苏格拉底本人无著作，其事迹主要见于柏拉图、色诺芬等弟子的记述；
也是柏拉图大部分“对话”的中心人物。他的思想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等，并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

（1）柏拉图： 
①主要思想：关注人类社会划分人的等级，各司其职，鼓励人们独立理性思考，为理性发张奠定基础。 
②代表著作：《理想国》 
（2）亚里士多德： 
①主要思想：认为真理高于一切，提出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名言；特别强调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类是最高级的。 
②历史影响：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是古希腊最博学的人，创立了逻辑学

康有为思想的特点：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了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
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新学伪经考》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历来儒经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是经秦代焚书之后，由西汉学者口头传授、记录的儒经，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撰写，故称“今文经”。汉武帝以后，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籀书”撰写的儒经，称之为“古文经”。西汉官方“经学博士”传授的都是今文经。至西汉末年，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请求将古文经《逸礼》《毛诗》《左传》等书立为官学。王莽当政时期，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今文经、古文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篇目文字上的不同。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形繁荣，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思想分歧也很明显。于是，今、古文两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高潮迭起，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清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渐趋复兴。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些古文经提出怀疑。《新学伪经考》则进而全面否定、攻击古文经。该书认为：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刘歆之所以制作“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所以，古文经学并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新学”。总之，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历代流传的古文经是“伪经”，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汉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于是，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汉学”“宋学”都不是孔学真传，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微言大义”。 　　
就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新学”是缺少根据的。梁启超也认为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可见，《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念，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
《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
2、《孔子改制考》
在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两部著作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击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恪守祖训的封建教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为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59—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
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
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
1913年，回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
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
1927年，病死于青岛。

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的思想主张：

梁启超维新活动：

1、创办《时务报》，担任主笔：时间——1896年；地点——上海。
《时务报》的影响：《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2、发表《变法通议》，宣传维新变法：
（1）内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
①政治制度：主张“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②文教制度：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有用人才，大力发展近代工业。
（2）影响：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欢迎，大大推动了编发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

谭嗣同维新活动：

1、发表《仁学》，提出“冲决君主之网罗”。（1897年）
2、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为变法维新培养人才，推动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开展。（1897年）

严复活动与主张：

1、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1897年）
2、介绍西方社会进化论名著《天演论》，阐明维新变法主张：
（1）内容：借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只要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将会走向灭亡。
（2）意义：《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公羊三世”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论也是有力的冲击。《天演论》的发表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也对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到影响。

维新活动的影响：

（1）方式：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上书等
（2）作用：
①启发民智：如严复的《天演论》进化思想的启蒙作用；
②组织力量：如成立强学会等；
③制造舆论：如“公车上书”、《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等创办。
④形成局面：维新变法新局面逐渐形成。

梁启超：

1873—1929，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一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党，17岁考中举人。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时务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旬刊。上海强学会被封禁后，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等倡议以学会余款创办报馆，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出版《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该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西报译等栏目，梁启超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对宣传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张之洞对该报曾予以资助，但对梁启超等的议论深为不满，乃通过汪康年对梁多方掣肘，迫使梁去职。“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想利用《时务报》进一步推动变法，乃通过光绪帝宣布改《时务报》为官报，并派自己督办《时务官报》。汪康年在张之洞支持下，于1898年8月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旋因戊戌政变，《时务官报》《昌言报》停办。

《国闻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日刊。严复主编，每旬出增刊《国闻汇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如《保国会章程》等；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连载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与上海《时务报》同处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戊戌变法后遭清政府查办，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复刊。

保国会：

保国会的主要发起人是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的官僚士大夫一二百人。康有为在会上演讲，历述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危机严重的事实。会上议定《保国会章程》30条。第一条说：“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后来，保国会又在北京嵩云草堂、贵州会馆开过两次会。康有为将《保国会叙》“榜于会所”，并说：“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忍回视其奴隶牛马哉！”他主张“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奔走呼救”，“以保一大国”（《保国会叙》）。梁启超也在4月21日演说保国会开会大意，说明“瓜分”危机，强调“合群智以讲求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国闻报》）。保国会是御侮救亡的团体，它的成立具有爱国意义。保国会的规模比强学会大，后来列为“四卿”而参预新政的林旭、刘光第、杨锐等都是保国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