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①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
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

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①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其中《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
《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
《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
《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②儒学地位大大提高。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左右，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可以说，太学不但是中国第一个官办最高学府，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

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

1、汉武帝的尊儒措施： 
①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②兴办太学，建立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
①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巩固了国家统一。
②教育逐渐为儒学所垄断，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③太学兴盛，打破了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儒家地位大大提高。
④儒学在各郡县得到推广，在民间开始处于独尊地位。
⑤儒学地位上升，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 光大了儒学的精神。   
3、缺陷：
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抑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探索的精神，有消极之处。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有其历史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及其思想自身的诸多原因。
1、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时期应运而生──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受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的历程，随着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的形成，它具备了成为正统思想的历史可能性。
2、汉武帝时代，一方面国力日盛，“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也潜伏着危机。而新儒学恰恰适应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汉武帝遂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了三项重要政策。
其一，起用很多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儒学因此大兴。
其二，将儒家经典确立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并且兴办太学，自此，儒家垄断了教育，儒学地位大大提高。
其三，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使儒学在各郡县得到推广，在民间也逐渐获得了独尊地位。
可以说，汉武帝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康有为思想的特点：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了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
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新学伪经考》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历来儒经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是经秦代焚书之后，由西汉学者口头传授、记录的儒经，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撰写，故称“今文经”。汉武帝以后，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籀书”撰写的儒经，称之为“古文经”。西汉官方“经学博士”传授的都是今文经。至西汉末年，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请求将古文经《逸礼》《毛诗》《左传》等书立为官学。王莽当政时期，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今文经、古文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篇目文字上的不同。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形繁荣，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思想分歧也很明显。于是，今、古文两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高潮迭起，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清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渐趋复兴。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些古文经提出怀疑。《新学伪经考》则进而全面否定、攻击古文经。该书认为：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刘歆之所以制作“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所以，古文经学并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新学”。总之，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历代流传的古文经是“伪经”，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汉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于是，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汉学”“宋学”都不是孔学真传，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微言大义”。 　　
就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新学”是缺少根据的。梁启超也认为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可见，《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念，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
《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
2、《孔子改制考》
在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两部著作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击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恪守祖训的封建教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为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59—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
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
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
1913年，回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
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
1927年，病死于青岛。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实践的指导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对接受教育的对象，没有类别的限制，兼收并蓄，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育。孔子是平民出身的私学老师，了解下层人的疾苦和意愿，在其私学创办伊始，就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具体地说，凡是到了可以接受教育的年龄，又有志于学，不论贵贱、贫富、族类、国别、老少等等，都可以作为施教对象，一律给予平等教育。
孔子不但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而且在办学过程中实践了这一方针。孔子私学对“自行束修以上”者，即交上点见师礼而又“志于学”的人都来者不拒。
从孔子弟子的出身来看，既有贵族，又有贱人，贫者富者俱全；
从国别来看，有齐、楚、晋、秦、陈、吴等国人，几乎遍布当时的主要诸侯国；
从种族来看，有周人、殷人、夏人的后裔；从年龄来看，老少不一；
从性格、志趣、品行来看，也各不相同。孔子打破了教育为贵族垄断的现象，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形势和平民接受教育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孔子修订六经：

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经过多年的教学，孔子发现，“六经”并非完整无缺，尚有不少残篇断简和错乱重复。
经过几十年的广搜博采，实地考察，他已经积累下许多珍贵的资料，于是，对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修订工作，实际上，是对历代文化，进行总结性的系统取舍和修订工作。
孔子整理六经的方法是不同的，大体说来，应为：
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作《春秋》。即对《诗经》、《尚书》加以取舍和编排而定型；
对《礼》、《乐》则是修复起来的工作；对《春秋》是因旧史记而明垂教，是不作而作。
经过这次整理，使六经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层面来为政治服务。

孔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儒家以“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终极价值目标，注重积极有为的人生实践。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
3、儒家强调“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设计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儒家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魂。
总之，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更是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之一。儒家思想主张天下定于一，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