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记事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的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的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言行的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的叙事特点：
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叙事简洁，文笔生动。

《史记》的评价：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典范。
2、《史记》文笔简洁，语言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
3、《史记》之后，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逐渐取得了独立地位。

《史记》：
 

关于《史记》思想体系：
1、表现了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2、表现了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3、所表现了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4、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科举制度：
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国家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从隋朝以后的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为止。

明经、进士：
科举考试在贞观时，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测试考生记诵儒家经典的能力。进士科包括策问、加试经史、杂文（后来主要考察诗赋），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目的，考察考生的治理政事的能力。

科举制度的特征：
1.从文化渊源上来看，科举制度是儒家所崇尚的“大一统”政策和精英治国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2.从选才方式和原则来看，科举制度以考试为核心，分设科目，面向广大读书人的公开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
3.就其发展轨迹和功能变迁而言，科举制度经历了创立、发展、鼎盛与衰亡的历史进程。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为国家选取良才的通途蜕变为人才成长的桎梏。
4.从经历时间来看，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到清末废除，期间将近1300年的历史，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历程，也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

对比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有什么进步性：
1.使庶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九品中正制评定等级的标准是门第，出身豪门者即可评定为上品，出身寒门者只能评定下品，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科举制是面向全阶层的读书人，实行相对公平的竞争，特别是宋代实行糊名法，门第的作用无法发挥。
2.有利于选拔出有真术实学的人才。正因为九品中正制评的标准是门第，士族纨绔子弟无真才实学即可授官，寒门子弟即使才德优秀也不能授官。科举制有着择优录取的原则，并且随着发展也增加了乡试，省试，会试和殿试。使得士族无真才实学子弟无法通过家族来获得官位，而庶族地主有真才实学子弟很快得到了提拔，国家也选出了真正有才学的人。
3.国家掌握了选拔官吏的权力，扩大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魏晋时，士族势力逐渐壮大，并且逐渐了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因此，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国家指派中正评定等级，但是实际是门阀士族们的操控的晋升工具。科举制是由礼部统一主持考试，并且经过殿试由皇帝考核，这样，国家真正掌握了选拔官吏的权力。

科举制度创立和完善：
1.原因：
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士族门阀的子弟中选拔，而庶族子弟但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做高官，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的注重门第九品中正制，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
2.目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招揽人才，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
3.创立：
隋朝时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到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科举制正式创立。
4.发展：
唐朝时，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扩充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增设殿试和武举。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的地位，并以诗赋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

科举制度的意义：
1.科举制度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
2.科举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和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了政权，“大着登台阁，小者任郡县”；
3.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
4.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官吏任命的权利，从地方豪门士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科举制度对我国历史进程以及世界的影响：
1.打击了腐朽的士族势力，扩大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
2.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一直沿用到了清朝末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事业，人才的培养和文学艺术的的发展都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3.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明清时期科举制走向了极端，成为摧残人才和统治者培养忠实奴仆的工具，阻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潮的发展。
4.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对世界文明产生的重要的影响。科举制度所流传下来的部分优秀的措施，至今仍然被我国和世界各国所沿用和发展。

 




唐朝的进士科最受重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不过，进士的录取率仅有百分之一二，所以当时有“三十岁老明经，五十岁少进士”的谚语。那时的考试条件很差，进士、明经的考场设在贡院的东西两廊，时间往往是正月、二月，长安的天气很冷，常常遇到雪天，唐诗有“密雪分天路，群才坐粉廊”的描述。但是实际只是在屋檐下席地而坐，还要答卷子，滋味和不好的；后代王朝虽然改善了考场，不过条件依然很艰巨。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叙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以事系年，详略得当，以述事论人为主，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了历代治乱兴衰，以供统治者借鉴。


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异同：
1、相同点：
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通史巨著,即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朝代，而是贯通历代的著作。
2、不同点：
（1）编写体例不同；《史记》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2）内容不同；《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3000年的主要历史；《资治通鉴》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了从战国时期到五代末年 共1362年的历史。（3）编写目的不同，《史记》是一部纯历史著作；而《资治通鉴》则以与历代朝政兴衰得失相关的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要内容，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
《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重在历治兴衰，意在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部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有重要价值。
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据传司马光天生聪慧，七岁时就已经有成人的思维了，他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寒暑饥渴。有一天，司马光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一个孩子不慎跌入了大水缸之中溺水，其他孩子只能着急的看着，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司马光用石头把水缸砸碎，水洒了出来，溺水孩子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
宋仁宗宝元初年中了进士甲科，那时他才二十岁。后来跟随老师庞籍做了并州的通判，那个地方河西多良田，但是西夏人侵吞那里的土地，成为了河东边的祸患，司马光向庞籍建议：“筑造两座堡垒来牵制西夏，并且招募百姓去耕种，耕地的人多了，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也可以缓解河东粮食贵运输难的问题。”庞籍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庞籍病死了，司马光对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孝顺，对待他的孩子像弟弟一样照顾，当时人们都称颂他贤德。
他性格朴素，不喜欢华丽奢靡的东西。在开封做官时，交趾国进贡给皇帝一只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但是司马光建议道：“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麒麟）没有自己到降临，不是祥瑞。”皇帝听从了他的话，把贡品还了回去。后来在礼部做官，一天有司上奏皇帝发生了日食，京城白天看不到太阳，群臣纷纷道贺，但是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能看到太阳，京城却看不到，这是陛下被奸邪蒙蔽了，天下都知道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灾祸，不值得庆贺。”皇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宋神宗时，王安石作为宰相推行新法，而司马光私下和王安石私下的交情很深，但是他认为祖宗的法令不能变化，而且发现了王安石新法推行时一部分政策用人不当，祸害了百姓，向王安石提起，但是安石不听，后来和他决裂，成为了坚决反对他的人。
元祐元年，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为司马光病重，行动不便，皇帝免除了他的朝觐。并且特别准许他乘肩舆，司马光谢绝了皇帝的好意，说：“不见陛下，不能做事。”皇帝只好下诏让他的孩子司马康扶着他觐见。并且说：“不用行礼。”辽和西夏的使臣每次到来，必然问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并且命令他们边境的官吏：“宋朝有司马相国在，不要轻易生事，惹出事端。”司马光说到做到，要为朝廷奉献一生，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宾客们看他身体羸弱，告诉他诸葛亮过度操劳的例子，他却说：“生死都是天命。”后来病情加重，都没有意识了，在梦里反复说的都是国家的大事。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皇帝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人们常常说司马光迂腐守旧，为了保守派的利益不顾百姓，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从上面的事件可以看出司马光确实是足智多谋，心系社稷与天下百姓，清廉自居，为人贤德，甚至成为了大宋朝的顶梁柱。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最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编成的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全书共收1892种药物，附药方11000多则，插图1160幅，对每一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制作都作了说明，并且改正了前人关于药物的许多错误和含混的记录，它是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丰富总结，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
李时珍：
李时珍（1518年—1593年），字东璧，时人谓之李东壁。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本草纲目》：


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壁，父祖时代行医，青年时便抛弃科举，随父学医。在医疗实践中，李时珍发现了原来的医书记载的草药不全，还有许多错误。于是，他穷毕生之力，批阅了800余家著作，并到北京、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实地考察，访问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前后三易起稿，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