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概念：

明朝中后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以及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经营形式，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其实质是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

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

1、表现微弱、稀疏；
2、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
3、.发展水平低；
4、最初多表现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

早期资本主义萌芽：

（一）产生：
明朝中后期手工业逐渐发达，体现在手工工场即家庭作坊的数量.规模扩大,生产工具与技术更新,产量增加。最重要的是当时在江浙一带(如苏州、松江)的丝织业出现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机工”和以生产丝绸获取利润的“机户”，即早期雇佣工人与资本家。“机户出资，技工出力”标志着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形成，也就表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
（二）出现：
1、条件：
根本原因——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条件——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2、产生：
明朝中后期江南地方纺织业。
3、概况：
（1）苏州：工匠分“匠有常主”和临时工两种；出现劳动力市场。
（2）景德镇：常年受雇者按年或按季发钱，临时工按日或计件发钱；分工协作，社会化程度高和劳动效率较高。
（3）苏州地方出现以丝织业的”机户”，雇佣机工生产。“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4、实质：
他们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三）缓慢发展原因：
1、政治方面：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阻碍（主要原因）。
2、经济方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农民贫困，购买力十分低下，影响了国内市场；
3、政策方面：重农抑商政策。地主和大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严重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关卡众多，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4、外交方面：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不能拥有国外市场。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有着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著书立说的类似经历。
2、主张：
a.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b.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 
3、影响：
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代表作：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及思想特点：

1、简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军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2、思想：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
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
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
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比较评价：

1、共同的生活背景是早年参加抗清斗争，目睹王朝兴衰，后来著书立说。
政治思想上都反对君主专制的独裁统治，回归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能够在思想领域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儒学，使宋明以来渐趋沉寂的局面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各自的贡献也不一致：
黄宗羲以抨击君主专制著称，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顾炎武以倡导经世致用而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后人传习引用甚多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以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而著称，其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
2、整体评价是：
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在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中促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具有了向近代转化的意味。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们的新思想和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宋明理学的批判，而将他们划出儒家思想的行列之外，在他们的思想里，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踪影。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1、生活背景：
与黄宗羲和顾炎武一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时代，促使他对传统的程朱理学进行反思。
2、主张： 
①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物质又是不断变化的。 
②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及其唯物思想：

1、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的现象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2、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
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
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