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早期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

1、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2、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
3、孟子“仁政”、“民贵君轻”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冷遇。

春秋——孔子： 

主张和贡献： 
1、核心：
是“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政治思想：
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保守部分；
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包含民本思想。 
3、教育思想：
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战国——孟旬： 

1、孟子： 
①发展了仁，提出了“仁政”  
②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 
③伦理观：性善论 
2、荀子： 
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②民本思想：君舟民水 
③伦理观：性恶论 
④制天命而用之  历史地位：经过孟子、荀子对儒学的总结与改造，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儒家思想的形成：

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在对先秦思想文化进行粗暴否定的同时，也使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低潮。
至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的建立，太学建立，儒学获得了官方地位。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
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
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
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
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
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
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
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
孔子以后，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
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
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
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
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
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

道家和法家:

①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与孔子同时代。老子著《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观点，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
②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生出天地万物。庄子的散文非常富有哲理，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如《逍遥游》等名篇。
③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是法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学说，后来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

道法家的代表人物:

(一)老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
1、哲学思想：
①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否定“天命论”； 
② 朴素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面及转化）。         
2、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3、评价：
① 中国第一个探讨宇宙本源的哲学家；
② 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伦理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庄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1、哲学思想：
“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消遥”（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天与人“不相胜”，人必须顺从自然          
2、文学成就：寓言、散文蕴涵深邃的哲理智慧和神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韩非（代表新兴地主的利益）：
1、思想主张：
① 主张法、术、势结合，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② 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主张变法革新。         
2、评价：
①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② 法家思想适应战国后期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为新兴地主阶级所接受。

老子及《道德经》：

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的《史记》一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就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教材持这种说法；一说他可能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又说他可能就是老莱子。
相传，老子的著作有《道德经》，亦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但从书的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来看，该书大约编定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全书五千余字，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故称《道德经》。

道家学派：

老子及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称为道家学派，老子也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不过，道家一词出现较晚。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并没有道家学派的说法。道家之名，是汉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第一次提出的，称为“道德家”。至《汉书·艺文志》，始名之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
道家学派的内容，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道”派生的，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长而无意作主宰）。
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法治”和“尚贤”，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不尚贤”可以“使民不争”。
伦理上主张“弃仁绝义”，反对“礼治”，认为“礼”是酿成大乱的祸首（《道德经》）。
道家的这些主张，与儒、墨、法家的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九流”：

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和申不害等人。战国末期，韩非子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法家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提出重农抑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厉行严刑峻法，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

韩非子：

（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子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子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子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子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子被迫服毒自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1）提出者：
董仲舒 
（2）特点：
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3）思想主张： 
①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中央集权需要。 
②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加强君权需要。 
③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针对土地兼并现实。
④提出“三纲五常”——为人处世标准， 提倡孝道。
（4）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①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
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

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①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其中《诗》就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书》就是《尚书》，是我国古代商贾文献资料汇编；
《礼》就是《周礼》，周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
《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著作；
《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线所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②儒学地位大大提高。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定太学以教救国”，在长安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左右，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可以说，太学不但是中国第一个官办最高学府，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

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

1、汉武帝的尊儒措施： 
①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②兴办太学，建立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
①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巩固了国家统一。
②教育逐渐为儒学所垄断，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③太学兴盛，打破了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儒家地位大大提高。
④儒学在各郡县得到推广，在民间开始处于独尊地位。
⑤儒学地位上升，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 光大了儒学的精神。   
3、缺陷：
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抑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探索的精神，有消极之处。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有其历史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及其思想自身的诸多原因。
1、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时期应运而生──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受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的历程，随着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的形成，它具备了成为正统思想的历史可能性。
2、汉武帝时代，一方面国力日盛，“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也潜伏着危机。而新儒学恰恰适应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汉武帝遂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了三项重要政策。
其一，起用很多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儒学因此大兴。
其二，将儒家经典确立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并且兴办太学，自此，儒家垄断了教育，儒学地位大大提高。
其三，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使儒学在各郡县得到推广，在民间也逐渐获得了独尊地位。
可以说，汉武帝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汉武帝的这一政策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经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而是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在推崇的过程中，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其他思想学派并没有被禁止，而且当时所提倡的儒学自身也广泛吸收了其他诸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汉武帝创造性地将独尊儒学和教育结合起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重要载体，它在客观上还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 当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他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是与政治专制相呼应的产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

汉初，为了恢复社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实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
在思想上，主张清净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已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更适应汉武帝时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汉武帝开始提倡儒学，“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聘“儒者数百人”，引起天下学士“靡然向风”。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各地贤良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其中包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认为政治法纪上的大一统，必须是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的建议立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接受。汉武帝下令正式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指导下，在朝廷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五经博士为教官，博士弟子为太学生。太学生经过考试，合格的便可直接授官。博士除参与有关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封建官学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结束了战国时期各种学派互相争鸣的局面，儒学正式取代了黄老之学，儒学独尊地位被确立起来，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

评价：

有利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大一统局面，因此，对维护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孝景（汉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董仲舒传》）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者”。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他先后担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晚年“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杂以阴阳五行说等，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体系的中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假借天意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绝对化、神圣化，还提出了三纲五常，并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有所揭露，提出“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主张。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应以“教化”为“堤防”，立太学。《春秋繁露》是他的主要著作。董仲舒帮助汉武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儒学得以改造、发挥并取得独尊地位，是为此后两千年以儒学为正统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