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文明开化”：

1、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著作，让更多日本国民了解和认识西方文明
2、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
表现：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了文部省，统一管理全国的教育，开始逐步建立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三级教育体制。小学为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必须上学。教学内容增加了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
评价：教育改革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批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但日本教育强调效忠天皇，向学生灌输忠君思想，封建色彩浓厚。
3、大力推行西化
表现：采用西方历法。穿西服，喝牛奶，吃西餐，住洋房，武士剪掉头上的发结等。
问题：随着学习西方高潮的到来，也出现追逐西方文明的皮毛和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如：
①有的人主张取消日语，改用“文明”的英语。
②许多高级官员散布“脱亚入欧”论。

“脱亚入欧”论

公元7、8世纪，日本曾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19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日本人也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脱亚入欧”之路。
福泽谕吉与“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第一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人，其理论核心就是倡导“全面西化”。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曾经游历西洋，面对西方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的福泽谕吉著书立说，向日本社会宣传文明开化，先后出版了《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平等，不能恃强凌弱，意图通过宣传文明开化，使日本摆脱列强欺辱，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独立。
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当这些腰佩武士刀、脚踏草鞋的日本使节走进饭店时，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两年后，福泽谕吉再次随团远赴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福泽谕吉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称“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
“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脱亚入欧”的最终完成
如同千年前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日俄战争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完成了“脱亚入欧”。一战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和明治政权的性质：

1．运动的性质
①“革命”说：传统上，我国学术界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是一场不彻底的、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改革”说：郭宣霖在《日本明治维新性质问题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明治维新是一场变革的观点。樊元等人则明确提出：明治维新是与封建阶级妥协的资产阶级改革。万峰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明治维新过程中没有出现要求给予广大人民参政权利的运动。（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③“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说：蒋立峰认为，说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革”都不合适，前者只能包括1868年前后的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时期，后者只能概括明治政府前20余年的主要活动，两者都没有把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完整地包括进去。他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进一步、退两步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或称为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2．政权的性质
①“联合专政”说：这是一种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又分两种。一种认为明治政权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另一种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可以附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一类之中，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吕万和认为，把明治政权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提法含混不清，不能表达明治政权的本质，他认为明治政权是带封建性的特权大资产阶级专政。（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蒋立峰认为，“明治政府通过各项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到1890年前后已使以近代天皇制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政权转变为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政权，或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权、封建资产阶级政权。（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1、相同之处：
（1）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殖民地的危险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为摆脱困境而实施的变革。（2）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短时期内移植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从办军事工业入手，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
2、不同之处：
（1）虽然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但就其倡导者来说，是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下，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仍具有强烈的排外性，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虽有抵御外侮的要求，但却没有林则徐、魏源那样的反侵略决心。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仍寄希望于列强，在实践中必然执行一条对外妥协之道。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摧毁幕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使日本摆脱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思想的指导下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2）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与封建势力、外国资本相勾结的改良之路，必然失败。而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政策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较彻底地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

一、历史背景：
1、倒幕运动的成功为维新提供了政治保障。
2、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维新提供了物质基础。
3、幕府统治下，等级森严，社会矛盾尖锐
4、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日本落后于世界
5、西方列强侵入，日本民族危机统治危机加深。
二、基本内容：
1、“废藩置县”，府县由中央派官员进行管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建立。
2、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3、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4、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
5、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6、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生活习俗西化。
7、仿照欧美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
8、仿照欧美，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新式常备军。
9、1889颁布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但保留浓厚封建主义残余。
三、影响：
1、积极：
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由落后的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并在此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使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2、消极：
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的道路。

明治维新的断限和分期：

1、明治维新的断限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的断限存在1853～1877年说、1867～1868年说和1868～1873年说等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在明治维新的上限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即1853年佩里叩关，而对于明治维新的下限却存在分歧。
①“1911年说”：万峰认为，大体上自1869～1911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终完成，这也是明治维新的下限。（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1894年说”：吕万和在《日英新约的签定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后来他又在《简论明治维新》一文中阐述了理由。（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1889年说”：汪森认为，到了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已经完成了把日本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武安隆等人认为，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和明治维新运动的基本结束；王继麟也认为，从民主性和民族性角度考虑，明治维新只能划到1890年前后，因为此时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已经确立，国内基本矛盾和对外基本矛盾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2、明治维新的分期
①“两阶段”说：万峰认为，从佩里叩关到1868年为第一阶段，1869～1911年是明治维新的第二阶段，即资产阶级改革阶段。（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从佩里来日到废藩置县为第一阶段，从1875年至1890年宪法颁布为第二阶段，即自由民主运动阶段，“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是在第二阶段提出来的。（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②“三阶段”说：蒋立峰认为，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准备阶段、革命阶段和改革阶段等三阶段。（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倒幕运动成功的原因：

万峰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分析了倒幕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国内方面，倒幕派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倒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国际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使列强无力顾及日本，客观了支持了日本的倒幕运动，同时，西方列强也力图使日本成为其远东的“前哨”，从而使日本倒幕运动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
李家桂、许永璋著文分析了倒幕运动成功的五个原因：
1．幕府的垮台在19世纪中期是大势所趋。因为当时广大人民同幕府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扫除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摆脱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改变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维护民族独立等等，都要求推翻幕府的统治，实行变革。
2．人民群众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3．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起了领导作用。
4．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的得当。倒幕派打出“尊王”的旗帜，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5．国际环境有利。伊文成著文认为，明治维新前的革命形势，既表现在倒幕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又表现在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日趋高涨，而且后者一直是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动力。

戊戌变法：

又称戊戌维新或维新运动，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89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维新”在这里是指提倡新学、推行新政、实施新法。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百日维新的特点：

（1）从方式上看：变法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制度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旧制度进行改革。
（2）从宗旨上看：是要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3）从内容上看：变法的内容与维新派的主张有差距，维新派与康有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诏令中没有此内容，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4）变法局限在社会上层，没有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因而没有形成变革旧制的巨大社会力量

明治维新与百日维新比较：

百日维新：

1、开始标志：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1898年6月）
2、基本内容：

百日维新的失败：

1、导火线：光绪帝授密谕和接见伊藤博文
2、标志：戊戌政变（1898年9月）
3、经过：
（1）慈禧发动政变，宣布“临朝听政”，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
（2）搜捕与镇压维新派人士：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戊戌六君子”遇害。
（3）废除变法：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全被取消。

杨锐：

1857—1898，清末维新派。四川绵竹人。为张之洞所赏识，收为受业弟子。1895年参加强学会，1898年3月组织蜀学会，4月参加保国会，又与川籍京官办蜀学堂，兼习中西学业。“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和林旭同班。常以林旭所拟文稿过激，往往强令林旭易稿，而自己从未上过一折，担心朝廷有变，拟抽身而退。但又沉湎富贵利禄，“恋之不能去”。戊戌政变后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说经堂诗草》。

林旭：

1875—1898，清末维新派。福建侯官人。举人出身，曾经充任荣禄幕僚，又曾任内阁中书。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他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上书请拒和议。他仰慕康有为的学识，曾拜见康有为并与之讨论时政，观点一致，受业为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3月，在京组织蜀学会，为组织保国会奔走。“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同参新政。林旭在军机四卿中较激进，上书言事甚多，起草不少上谕。戊戌政变前，他两次为光绪帝给康有为传密诏。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晚翠轩诗集》。

刘光第：

1859—1898，清末维新派。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1894年，以亲丧离职，教授乡里，提倡实学。1898年参加保国会。“百日维新”时，由陈宝箴推荐，授四品衔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欲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

杨深秀：

1849—1898，清末维新派。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他发起旅京陕籍、晋籍人士成立关学会。4月，他参加保国会。6月，他上疏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百日维新”开始后，他上疏请议“游学日本章程”，请更文体，参劾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骙等，反击湖南守旧势力对巡抚陈宝箴的参劾。为对付慈禧太后密谋政变，他上疏“联结与国”，即英、美、日等国。政变起，他不避艰险，上疏质问光绪被废之故，请慈禧撤帘归政，遂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

康广仁：

1867—1898，清末维新派。原名有溥，字广仁，广东海南人，康有为之弟。自幼不试举业，以为国家弱亡，皆因八股锢塞人才所致。他曾于浙江任小官，因厌恶官场黑暗而辞职，后协助康有为赞议维新。1897年他在澳门主持《知新报》，又经理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对外主张联英，对内主张废科举、办学校为第一要务，专心教育志士，多培养实用之才，三年后可大行改革。“百日维新”中，他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疏。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
（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