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礼仪：

1、跪拜礼→握手、鞠躬；
2、称呼：“老爷”“大人”→“先生”“同志”；
3、婚丧仪式：铺张繁琐愚昧→简洁文明。

“断发”与不缠足运动：

1、1910年，清政府颁布准许臣民自由剪发的法令；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结辫陋习革除。
2、不缠足运动先于“断发”。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在广州正式成立“不缠足会”，并不断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件，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五四时期人们关于婚姻自由的看法：

五四时人认为，婚姻自由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恋爱自由：
恋爱是“男女结婚的中心要素”，“必定先有恋爱，方可结为夫妇，必定彼此永久恋爱，方可为永久的夫妇”。
(2)婚姻自主：
婚姻主体对主婚权的把握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关键。他们强调婚姻要“完全凭着男女两人自由的意志，互相结合”。
(3)离婚自由：
“在现社会内，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一样很重要……如果不同时鼓吹自由离婚，那就这自由婚制也成了锁镣”，因此，“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并行齐进”。
(4)再嫁自由：
认为寡妇再嫁问题，完全是“一个个人问题”，要按本人的意愿去办，万不能“为了褒奖条例，为了贞节牌坊”，而断了再嫁的念头。强调婚姻缔结当事人的权利，强调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强调夫妇双方在自由同意基础上的婚姻的道德性，无疑是切中封建婚姻的实质，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有力冲击。 

黄遵宪劝止缠足：

1897年10月，梁启超应邀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在当地提倡不缠足，按察使黄遵宪马上予以支持。黄遵宪首先列名不缠足活动发起人，接着亲撰布告，劝告人民不要缠足：“天地生人，本无生女悲惨之意，父母爱子，时仅生疾毁伤之忧。故圆颅方趾，麻木偏枯则为疾，属毛离里，疾痛弱化之谓慈。自薄俗流传，公理蒙晦，求工纤趾，肆彼忍心，毒螯千年，波靡四域，肢体因而脆弱，民气以之凋残，几使天下有识者伤心，贻后世无穷之唾骂。 ──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新式婚姻日渐增多 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

废止缠足运动：

早在清末，废止缠足的天足运动就已经展开。天足，即天然之足，清朝末年发生的反对缠足、崇尚天足的天足运动是由一批维新志士发动起来的。
早在1883年（光绪九年）康有为就在老家广东南海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康广仁又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足。成立之初，会员便达万人以上。与此相呼应，在广州附近的顺德也创立了戒缠足会。另一位著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积极从事反对缠足的活动，并致力于从事反对缠足的宣传工作。
1898年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专门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痛陈缠足之害。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的反缠足运动告一段落。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了反缠足运动中。
进入民国，天足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政府已经把放足和禁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民国建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国民政府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政府对缠足的劝禁工作从未停止。到了抗日战争前夕，尽管这一陋习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禁绝，但杜绝这一陋习基本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原因：

（1）从政治上来看，有外在与内在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使国门大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主动地融入世界，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大变化。
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新兴进步力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上三次历史性巨变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旧的风俗习惯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精神生活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被取缔，呈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小。
（2）从生产力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新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火车、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影、轮船、打字机以及现在高科技领域的许多成果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
石油的发现和汽车、火车、轮船的普及则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重视科技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后制定了三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如第三个远景规划拟在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等几个最主要的高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从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角度来看，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对人们思想观念、衣食住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工业文明对我国全方位的冲击造成的，实质上体现了西方生活方式、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追求自由、民主、富裕的结果，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阵痛。
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新变革。

康有为主要著作和思想：

（1）思想：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变法理论依据，提出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和“太平世（大同）”三个发展阶段的理论。
康有为的早期思想强调“变”，认为“变”是“天道”，是“物之理”，提倡“托古改制”，他将公羊“三世”之说和《礼运》“大同”思想结合，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并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这一思想理论在同洋务派、顽固派斗争中起到进步作用，但其“变”，只是“渐进”，而不是“骤变”，这是他后来思想蜕变的根源。
（2）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行，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详细论证了古文经《左氏春秋》、《周礼》等书都是“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尽管康有为的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却引起人们的思考：既然传统的经典是假的，那么从中引出的信条就不足为训了。这就打击了正统思想赖以立论的基础，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于1898年刊行，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一位社会改革家，同时推孔子为“万世教主”。康有为曾将《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并说明：“臣今所作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经过康有为的装扮，孔子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以此来抵制封建顽固派对变法维新的阻扰和压力。
（3）特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的理论，是他借用传统的儒学，来阐发自己的维新思想，以瓦解封建主义思想体系。
（4）评价：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变法阻力，促进维新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敢与封建思想彻底决裂。

康有为：

1859—1927，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出生在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中外纪闻》：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创办了《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1895年8月17日开始正式刊行，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报名与英、美传教士所办之报相同，因为上海广学会编的《万国公报》在政府官僚中行销有年，故袭用其名，以利推广。《万国公报》每册有论文一篇，长篇则分期连载，除转载广学会和其他报刊外，撰文未署名，实际出于梁启超、麦孟华之手。北京强学会成立以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于12月16日正式刊行，双日刊，木活字印刷，每册注明出版年月，无编号，封面有紫红色“中外纪闻”四字。《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但“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在今存各册中，有《英国幅员考》《西国铁路考》《地球奇妙论》等。《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除选登“阁抄”、译载新闻外，又载“格致有用之书”，探讨“万国强弱之原”，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理论著作之一，初刊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所以叫作“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又叫作“新学”。他指斥古文经学不是孔子的“真传”，“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康有为认为，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所在。这就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为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准备了条件。康有为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也挂上了孔圣人的招牌，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旨在动摇和破坏封建守旧顽固势力“恪守祖训”的观念，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因此它不是一部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的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另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始纂于1891年，1898年正式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从战国到秦汉，“无不咸归依孔子”，因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门徒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这样，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康有为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儒家经籍，铺衍“孔子改制”，力图使人们相信，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成为维新变法的祖师。

戊戌变法：

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一成一败的原因：

（1）国际环境：
日本：当时列强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打开市场、倾销商品为主要目的，且列强在亚洲正集中主要精力侵略中国。
中国：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输出资本、瓜分世界的要求日益增长，在中国，列强掀起了瓜分狂潮，不会允许中国走上自强之路。
（2）国内环境：
日本：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充分。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达到顶峰、顽固势力异常强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3）思想文化：
日本：知识分子容易吸收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西方学说普及早。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比较难接受新鲜事物。
（4）领导力量：
日本：倒幕派掌握实权，得到人民的拥护，部分大名支持，建立倒幕基地。
中国：维新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不敢发动群众，维新派力量小。
（5）改革途径：
日本：先有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成立了明治新政府，再有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较小。
中国：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顽固保守势力强大。
（6）改革措施：
日本：全面、系统，既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民主宪政的精神，又充分考虑到了日本的具体国情。
中国：虽然也有政治、经济、文教、军事方面的内容，但由于维新派的妥协退让，缺少民主宪政精神。且一些措施操之过急、全面出击，便利了顽固派的反扑。加之地方督抚持观望态度或阳奉阴违，变法法令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戊戌变法的背景：

（1）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机。
（2）清政府面临统治危机。
经济基础：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
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
思想基础：改良的维新思想的出现。
在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这也构成了戊戌变法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力量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阶级来源的新势力力量有限；
旧势力的阶级根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千年的历史，力量雄厚；
且朝廷中慈禧和光绪帝是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
悬殊的力量对比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新势力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发动群众，缺乏群众基础；
执行新政的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新政无法落实；
变法采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和自上而下的方式；
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等等。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的意义：

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变法的直接目的，爱国性；
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尝试，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和趋势
；变法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学说，抨击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文化，就是促进近代思想的启蒙，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1、资产阶级革命派为辛亥革命做的准备： 
①思想基础：
革命党人掀起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
②组织基础：
a. 革命团体相继成立   
b.同盟会的成立。 
③革命时机成熟。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民主革命更加蓬勃发展。 
2、辛亥革命的过程：
(1)武昌起义：
建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2)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3)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为什么要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于是，开始了党在思想、理论上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6月到11月，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2）十一届六中全会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迅速展开。
1981年6月27—29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简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原作，经过多人修改，最终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审定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是邓小平等人对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人主张的“两个凡是”理论进行的抨击，标志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始。该文于1978年5月10日首次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于头版。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数日之内，该文传遍全国。该文全文7000余字，主张：
只能依靠社会实践检验真理；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马恩列斯毛诸位革命导师都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此文的发表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动摇了华国锋统治的理论基础。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著“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当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有的场合批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但是，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

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十一届三中全会
（1）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亟待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亟待恢复。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2）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全会还决定拨乱反正，并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以及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自此开始创立。
2、经济体制改革
（1）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
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我们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经济体制却严重束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经济体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原有经济体制不能迅速推动科技进步，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改革经济体制也是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迫切需要。
（3）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概括起来分成两步走：
其一是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其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业。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其一是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形式；其二是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改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
3、对外开放
（1）含义：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遵循平等互利，互守信用原则，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原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进一步拉大，为了少走弯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智力，有必要开放；
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底子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资金不足问题大大束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引进国外充足的资金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3）政策：
加强友好往来；
派遣留学生；
先后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经济特区，开放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和先后建立珠江三角洲等5个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内容：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原因：
首先，改革开放后，在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外国的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进入我国；
其次，极少数人想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想也浮出水面。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3）意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为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提供了保证；
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