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含义：

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　　

1、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　　
2、它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3、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　
4、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铸就了人民军队的灵魂——永远听从党的指挥。

开创中国革命的新路：

毛泽东从1921年到1927年的革命生涯为主线，分两个历史时期，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创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基本情况。
1、第一个时期是1921—1927年，这段时期毛泽东主要领导工农运动，是其革命思想理论萌芽时期。
①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回到了湖南，从事建立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但由于照搬俄国“城市中心革命论”，导致单纯的工人运动纷纷失败。
②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后，中共走上了同国民党合作的道路，这期间毛泽东相继参加了涉及国共合作的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由于中共二大确认了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之一，特别是1925年中共四大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因此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湖南主要从事研究农民问题和领导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他还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在深入调查和分析中国农民阶级的基础上，毛泽东认定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提出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胜利主要保证的论断。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在广州和武汉举办两期农民运动讲习班，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革命走向农村和继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2、第二个时期是1927—1931年，毛泽东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胜利的革命道路”。
①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内充满悲观失望情绪，革命应当何处去和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使革命面临空前的困境，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再次振奋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并揭开新探索的序幕。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在同年秋领导了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做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决策──向农村进军。经过②三湾改编后，他率领部队开赴井冈山区，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在实践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
③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他还与朱德等人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斗争模式迅速波浪式地推向各地，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深入分析了中国国情，论证了红色政权在农村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从而在理论上阐释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方向。

遵义会议含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会议讨论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红军所受到的严重挫折，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造成的，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即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途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被排挤出党的领导队伍：
①原因：在红军三次反围剿期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②危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
2、革命危急关头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就是说明“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最终战胜了“城市中心”革命道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理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再次走出低谷，由胜利走向胜利。

重庆谈判含义：

指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中国重庆举行的，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序曲，虽然它本身并未解决具体的实质问题，但国共双方达成了用政治协商的手段解决争端的初步意向，为后来几个月政协会议的召开制造了必要的和平气氛。

建立新中国：

1937—1945年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为主线，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从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斗争两个方面，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伟大功绩。
1、1937—1945年，毛泽东领导中共和人民军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毛泽东思想也成熟起来。
①在革命斗争方面，毛泽东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就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并对这一理论作了分析和论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领导中共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密切配合，先后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重大胜利，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②在理论建设方面，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首先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出一系列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著作。
抗战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具体国情，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规律，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其次全面发展了党的建设学说，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系统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使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2）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进行了艰苦努力。
1945—1946年，毛泽东为争取和平与民主，与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并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签订《双十协定》和通过政协决议，争取到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指挥实施战略反攻并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做了理论和政策上的阐释、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重庆谈判

1、基本介绍：
指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中国重庆举行的，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序曲，虽然它本身并未解决具体的实质问题，但国共双方达成了用政治协商的手段解决争端的初步意向，为后来几个月政协会议的召开制造了必要的和平气氛。　　
虽然该谈判期间国共最高领导人会晤，但主要工作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完成，其最高领导人并未参加具体谈判；
重庆谈判仅为第二次国共内战前双方谈判的开端而非全部；此后国共谈判逐渐转入具体问题，并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直到1947年3月，内战前的国共谈判才以失败告终。　　
此次谈判是以国民政府与中共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政治协商会议时，国共两党以党派对等方式进行。
2、谈判结果：　　
《双十协定》是重庆谈判的主要成果，双方在协议中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
基于这种精神，双方在三个月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内战即全面爆发，这场战争直到1949年才以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立和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迁往台湾而基本结束。

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执行和贯彻的基本路线。这条总路线有关的方针政策，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即已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1953年9月25日正式公布。它的内容是：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又是实现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
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两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同时并举，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特点。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以1949—1976年，毛泽东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为主线，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个历史阶段，从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介绍了毛泽东探索中的成就、过失等基本情况。
（1）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
这段过渡时期主要分两个阶段：1949—1952年底，主要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先后取得西藏和平解放、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他还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合理调整工商业和领导人民恢复发展生产等措施，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一切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基本的条件。
1953—1956年底，主要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早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系统地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基本思想。随着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拉开了帷幕。毛泽东于1953年提出了以“建设改造并举”为特点，“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一五计划”顺利展开、推进，有中国特色（“和平”道路）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底胜利完成，这标志着中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首先，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55年底，毛泽东首次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同时在总结“一五计划”期间经验教训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了经济问题，明确提出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想，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这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重点讨论了政治问题，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处理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
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基本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但遗憾的是这些闪光的思想由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被放弃了。
其次，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犯了左的错误。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高峰。这一切都给党、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失。
总之，在从1956年到1976年的20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探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使命没有完成，但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渊源。
（3）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探索的一生。他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犯了“左”的错误，但是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