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时期实行积极开明政策——民族团结发展：

1、原因：贞观之治，统治稳定，国力增强
2、措施：
①武力征服（战而后和）629年，唐太宗发兵打败东突厥，并俘获其首领颉利可汗。设置管理机构设置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是唐朝管辖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制度。——因统而治，重用首领，安抚少数，统治边疆。
设置都护府（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是军政机构，直接派官员、驻军队、管理边疆。 ——保证边疆安宁和丝绸之路畅通
②册封少数民族首领；
③政治联姻（和亲）。使唐朝和边疆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变成“翁婿”关系；促进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汉藏人民的友好关系。
3、实质：民族团结；促进边疆地区开发与发展；
4、影响：促进民族交流融合；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朝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原因：

1、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盛世之朝，为大规模开展民族交往提供了物质条件；
2、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也对周边各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3、唐朝辽阔的疆域、发达的交通，都为中原与边疆的沟通、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4、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1、唐朝对外交往盛况空前：
2、原因：一方面：贞观时期，国力增强，文化先进，对外交往具有强大实力另一面：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积极友好态度，对中外文化采取开放政策。
a、重视友好来往；（唐朝政府在六部下专设鸿胪寺作为接待外国使者的官方机构。）
b、鼓励外国人来华；（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不允许官吏加重税收，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做官，与中国人通婚）
c、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例如对外来宗教，像玄奘西天取经，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又如对外来精华，选择性地吸收）
3、影响：
a、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方针，为中国文化增添多元色彩；
b、唐朝先进文化向外传播，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c、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进步，也间接影响欧洲文化的发展；
d、推动日本改革，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

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在唐太宗推行的友好、开放的对外政策之下，政府设立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并设置翻译人员，为往来沟通提供便利。此外还修道路，开驿站，保障内外交通顺畅。唐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访使节往来络绎，对于各国使者，唐太宗以礼相待，唐朝出访的使者也受到各友好国家的迎接。唐太宗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来唐内地经营，唐朝较大的城市都留有外国商人的足迹。盛唐时代的长安城，欧洲、中亚各国人、四夷的胡族人、葱岭东西的西域人往来熙攘，是一座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唐太宗的对外开放政策也表现在文化上的广泛交流。贞观时代的唐文化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包括学者、艺术家、医师、工匠、留学生、宗教徒、官员，他们肩负汲取中华文化的使命，竞相来唐。长安的国子监和太学有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日本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把当时先进的唐文明带回国去，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如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的大化改新，就是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根据《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此内容建议教师可以日本大化改新作为典型例证，说明唐文化的辐射作用。
中国各方志士也相继出访周边国家，如僧人玄奘到天竺（今印度）取经是太宗时期最可大书的典型例证。玄奘俗姓陈，名祎，生于儒学世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在游历各地，遍访名师之后，玄奘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玄奘于贞观二年（628年）启程，历时18年，行程5万里，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时，带回各种佛经657部。唐太宗于洛阳召见玄奘，并敦促他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执笔，于次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此书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至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自然地理、动植物情况，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唐太宗还诏令房玄龄等人，“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在弘福寺翻译佛经，并修正以往翻译的讹误，佛学由此大为兴盛。
唐太宗对外来文明兼容并蓄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使中国与各国均获益良多，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成亚洲各国的文明进步，也间接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发展。

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士大夫崛起；阶级关系上出现新的变化，传统的礼法秩序受到猛烈冲击。“臣弑君、子杀父、少凌长、庶废嫡”等违背周礼的行为司空见惯，人际关系紧张。孔子决心通过恢复周礼，承担继承文化和改善人际关系的社会道义，从而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孔子的思想：

（1）“礼”：即周礼，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把礼作为立国立身的基础。主张“克已复礼”，匡正社会秩序。主张恢复周朝的等级名分制度，实质上是力图维护奴隶制度。体现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
（2）核心：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给“仁”下的两个最重要的定义。主张以爱人之心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具有进步意义。
（3）中庸：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结合在一起，主张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将各种思想、原则加以调和，使之互相补充，互相限制。

“礼”的思想：

“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礼”，即周礼，他要求人们能够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克己复礼”，加强个人修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

“仁”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仁”就是“爱人”，即爱别人，爱众人，尤其要爱惜民力。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体察民情，他反对施行苛政和任意刑杀。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
政治上提倡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点。

“仁”与“礼”的关系：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要求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到恩惠而消除其反抗斗争。其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就是“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孔子眼中，“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后来，北宋的程颐加以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一阐释是切中肯綮的。
“中庸”是强调“过犹不及”和“恰如其分”的思想论。要求在认识事物时，通过研究这个事物在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就其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的地方，如夫子所说：“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个“适中合宜的地方”不一定是两极端之中点，一旦把它机械地固定在中点处，就犯了“折中主义”的错误。
在处理问题时，“中庸”要求不要偏袒于某一种倾向，或与某一种人完全一致，而认为应该调和不同的倾向，在各种不同的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和。也即所谓“和而不同”。
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完全服从他所要达到的道义原则。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对任何的事或人，好恶取舍，都没有固定的成见与办法，“无可无不可”，但必须服从道义的标准。而他所谓的道义原则，系指礼而言，即周朝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与规章制度。可见，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其目的是维护不变的道的，这种思想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北宋程颢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这句话正说明了中庸思想所含的“不易”这一形而上学特点的重要性。但孔子中庸思想的着重点仍在于强调其方法上适度与平和的性质，及运用这种方法时所必须具有的灵活性。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实践的指导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对接受教育的对象，没有类别的限制，兼收并蓄，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育。孔子是平民出身的私学老师，了解下层人的疾苦和意愿，在其私学创办伊始，就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具体地说，凡是到了可以接受教育的年龄，又有志于学，不论贵贱、贫富、族类、国别、老少等等，都可以作为施教对象，一律给予平等教育。
孔子不但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而且在办学过程中实践了这一方针。孔子私学对“自行束修以上”者，即交上点见师礼而又“志于学”的人都来者不拒。
从孔子弟子的出身来看，既有贵族，又有贱人，贫者富者俱全；
从国别来看，有齐、楚、晋、秦、陈、吴等国人，几乎遍布当时的主要诸侯国；
从种族来看，有周人、殷人、夏人的后裔；从年龄来看，老少不一；
从性格、志趣、品行来看，也各不相同。孔子打破了教育为贵族垄断的现象，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形势和平民接受教育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孔子修订六经：

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经过多年的教学，孔子发现，“六经”并非完整无缺，尚有不少残篇断简和错乱重复。
经过几十年的广搜博采，实地考察，他已经积累下许多珍贵的资料，于是，对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修订工作，实际上，是对历代文化，进行总结性的系统取舍和修订工作。
孔子整理六经的方法是不同的，大体说来，应为：
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作《春秋》。即对《诗经》、《尚书》加以取舍和编排而定型；
对《礼》、《乐》则是修复起来的工作；对《春秋》是因旧史记而明垂教，是不作而作。
经过这次整理，使六经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层面来为政治服务。

孔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儒家以“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终极价值目标，注重积极有为的人生实践。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
3、儒家强调“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设计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儒家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魂。
总之，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更是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之一。儒家思想主张天下定于一，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