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1、积弱局面的形成：
（1）集中军权：
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危险。因此，首先收夺军权。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在酒筵上用允许将领们兼并田宅传给子孙的办法，示意将领们释去军权，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次日，曾经帮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皆称病自请解除军职。此为“杯酒释兵权”。之后，又废除了过去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把禁军的领兵机构析而为三，以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掌禁军，合称“三衙”。三衙地位平行，互不统属，形成鼎立。三衙的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也叫“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以资历浅、名位低、易于驾驭的人任其职。宋初制军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为了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宋又因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和招募、训练、供给等事宜。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使二者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北宋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将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或将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定期调动到他地移屯就粮。军队驻守地时常更换，而统兵将领由中央任命，也不固定。如遇征战，多由皇帝临时命将。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这虽然可防止兵与将领结合以反抗中央，但却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且士兵经常往来于道路，训练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
（2）集中行政权：
宋代以前，宰相握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在建国之初，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通过新设的机构──政事堂、枢密院和三司，削弱宰相的权力。宋设“中书门下省”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设于内庭，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的地方)，是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为宰相，官衔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又另设副宰相“参知政事”，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使宰相不能专权。宋初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对掌大政”，号称“二府”。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枢密副使。
（3）集中财政权：
北宋设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度支(掌财政收支和漕运)、盐铁(掌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户部(掌户籍、财赋和专卖)，掌管全国财政。长官是三司使，亦称“计相”。另设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专权。在民、军、财三权分立中，三者不相统属，分别向皇帝奏报，一切由皇帝裁决，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4）负面影响：
①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②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
③军费开支高涨。空前强化的蝗专权虽然加强了封建统治，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政治上造成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行政效率低下；
军事上，高级将领受制太多，不能根据战场情况作出决断。同时，对宋代皇帝而言，权力集中的深层含义是确保自己的统治，因此，为了保住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一切，包括国家利益，因此，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常常表现得患得患失，非常软弱。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兵20万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威胁宋都城开封。动摇的宋真宗在主战派拥戴下勉强到达澶州，宋军士气高涨。辽在澶州初战不利，加上长驱深入有后顾之忧，辽萧太后乃有退兵之意。双方于当年十二月约定：
(一)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尊辽萧太后为叔母；
(二)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
(三)双方罢战撤兵，宋、辽以白沟河为界。由于澶州古称澶渊郡，故称此和议为“澶渊之盟”。
2、积贫局面的形成：三冗——冗兵、冗官、冗费
（1）冗兵：
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2）冗官：
其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一官三人共之。其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1000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其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宰相、枢密使的正俸，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单以三百六十万文计算，等于北宋中期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
（3）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也使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

富国之法：

1、目的：改变积贫的局面，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发展生产。
2、内容：
①青苗法：
宋仁宗时，陕西百姓缺少粮、钱，转运使李参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②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此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
③募役法（免役法）：
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④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⑤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此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⑥均输法：
主要内容有：要求发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必须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节省货款和转运费。另外，还赋予发运使一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斟酌某时某地的具体情况适当地采取一些权宜措施。这就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3、作用：
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王安石变法概述：

1、背景：
（1）北宋中期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2）民族矛盾激化，辽、西夏威胁；
（3）宋初空前强化君主专制集权，出现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积贫积弱局面；
（4）庆历新政失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改革呼声强烈，宋神宗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变法。
2、性质：
王安石变法是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是社会改良性质的改革。
3、历史地位：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但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注定改革必然失败。
4、积极作用：
（1）在经济方面，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抑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2）在军队方面，节省了军费开支，同时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有效的解决了冗兵的问题。
（3）在文化方面，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利于思想解放，培养了大批学以致用的人才。
（4）王安石变法使得宋朝的国力由弱转强，一度扭转了统治危机，积贫积弱局面有所改变，短期内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5、局限性：
（1）变法没有触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它不可能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的危机。
（2）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负担依然沉重。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1、原因：
（1）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阻挠和破坏。（这是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2）宋神宗在变法后期的动摇。
（3）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废除了新法。
（4）在变法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2、启示：
（1）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2）改革是革除社会弊政，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
（3）改革必然涉及到某些人的特权和私利，因而会有阻力，甚至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因此，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行动要坚决彻底，要注意用人。

王安石的用人与变法失败的关系：

在学问、道德与人品方面，王安石都是一流人物，在这一点上，连他的政治夙敌也不得不肃然起敬。但他的变法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原因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一批有才无德的“小人”成为王安石的最得力助手，导致变法在执行时走样，不得人心。
被称为“护法善神”的吕惠卿是一个极有政治天赋的人物，王安石曾对他称赞不已。熙宁初年王安石初为参知政事时，曾对宋神宗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从新法的实行过程来看，安石此话不假，如果没有吕惠卿的坚决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工作不会那么顺利。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吕惠卿的弱点同样非常突出，这就是他的私心太重，心胸狭小。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这种自私的秉性暴露无遗，具体表现在：第一，为达到取代王安石的目的，大说王安石的坏话，损坏王安石的名声；第二，排挤曾与自己共同主持新法的同僚，对此，沈括、韩绛等人很有意见；第三，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及亲朋好友，如其弟吕升卿、吕和卿、妻弟方希觉等人，在吕惠卿政务期间迅速得到提升；第四，谋取私利，大肆置办田产。
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邓绾，也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他有句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其为人。但就是这种人，却一直得到王安石的提拔。邓绾依靠高超的献媚术，迅速升到御史中丞、龙图阁侍制的高位。他利用言官的弹劾权，确实为王安石帮了不少忙。但他人品太差，见风使舵，谁有用就歌颂谁，谁无用就贬损谁。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他见吕惠卿有代王安石的可能，于是跟在吕惠卿的后面说王安石的坏话，俨然成为吕惠卿的忠实信徒。王安石复职后，邓绾又极力掩盖自己的行为，故意拉开与吕惠卿的距离，甚至又说起吕惠卿的坏话，“奋力”揭发吕惠卿私置田产等不法行为。邓绾的露骨做法不仅使宋神宗很生气，连王安石也觉得此人太没有原则性。宋神宗厌恶其为人，亲自下令罢免了邓绾的官职。不久以后，王安石便辞职，结束了他的变法生涯。
在识人用人方面，王安石相当的书呆子气，他自己是君子，往往就认为他周围的人也是君子，他的这一缺点对变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变法期间，由王安石提拔的一大批新锐官员都被人们视为“小人”。在王安石罢相前后，宋神宗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王安石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退居江宁养老时，才逐渐对此有所认识，但那时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