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和“塞防”：
随着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的形式的紧张，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和“塞防”的激烈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同时认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放弃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海防塞防并重”，力主归复新疆。清政府权衡利弊，在加强海防的同时，也接受了左宗棠的主张，于1875年4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收复新疆：
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分三路进入新疆，他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打败阿古柏。1878年，除伊犁外，新疆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世纪80年代初，中俄两国签订《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地区。
随后，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管理和防务，根据左宗棠的建议，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

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的原因：
1、阿古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新疆各族人民，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收复新疆，是反抗外敌入侵、维护通过统一的正义战争。
2、清军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
3、左宗棠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
4、左宗棠反侵略的态度坚决，清朝爱国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精神。

左宗棠收复新疆路线图：
 

左宗棠的评价：
左宗棠是晚晴政治舞台上的汉族封建地主官僚，面对国内人民的反抗的外国资本的侵略与扩张，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挽救民族存亡，表现了那时代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的复杂多面性。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充当了清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在洋务运动中，他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积极创办福州船政局，客观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新疆危机是，更是表现出了他政治上远见卓识，不顾年事已高，率兵远征，成功粉碎了列强分割我国领土的企图，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精神，受到人民的赞扬。

黄海大战：
黄海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中日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1894年9月17日上午，中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完成护送陆军去朝鲜的任务后，在返航途中到达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遭到日本舰队袭击，双方展开激烈的海战，“致远号”管带邓世昌、“经远号”管带林永生等率爱国官兵英勇抵抗，为国殉难。战事持续了5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战舰5艘，但是主力尚存，日本海军损失惨重，企图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阴谋未成。战后，李鸿章实行了“避战保船”的方针，故意夸大舰队的损失程度，令舰队躲入威海卫港内，造成坐守待毙的局面，把海上的主动权让给日本。

黄海之战中日双方兵力、损失对比表：

	中方	日方
参战舰艇	10	12
火炮	161	277
兵力	2052	3333
舰船损失	5艘沉没	5艘重伤
伤亡人数	1200	300

黄海大战：

邓世昌：
邓世昌（1849—1894），清末海军名将，民族英雄。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自小立志海军，以御强敌。1867年，考入船政学堂海军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派任“琛航”运输船大副。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遂将其调入北洋水师，任“飞霆”、“镇南”炮舰管带。是年冬，随记名提督丁汝昌赴英接收订造的“超勇”、“扬威”两巡洋舰，1881年11月，回天津大沽。次年升游击，任“扬威”巡洋舰管带，获“勃勇巴鲁图”勇号。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任中军中营副将，仍兼“致远”舰管带。
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号。 邓世昌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海军将领。他“执事惟谨”，“治事精勤”，刻苦专研海军战略战术理论，注意学习西方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他精心训练下，“致远”舰“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成为北洋舰队中整训有素，最有战力的主力战舰之一。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在“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为另一条鱼雷所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壮烈牺牲后，清廷谥以“壮节”，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衔，入祀京师昭忠祠。山东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号，以示中国海军风骨。

甲午中日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对比中国和日本，分析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
 1.制度的落后：
中国：清朝实行了封建制度，虽然进行了洋务运动，但仅限于技术层面，没有触及封建体质，腐败的封建体制抵制了中国发展的潜力，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对战争的组织效率。
日本：明治维新后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与天皇专制相结合，既大大地激发了国家的潜力，也使国家对战争的组织高效有力，从而保证了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
2.国力贫弱：
中国：经济上中国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无法与资本主义相抗衡；另外，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也削弱了中国国力。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
3.领导人的政策：
中国：虽然清政府内部有主战的一方，同时也有大批的爱国官兵英勇抗敌，但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各有打算。慈禧太后害怕战争中削弱其最高统治地位，一心向求和；并且还把建设海军的资金挪用去建颐和园。李鸿章将北洋舰队当做了私人资本，不愿意在其战争中消耗。
日本：明治维新后制订了明确的“大陆政策”后，一直在严格执行，并且上行下效。日本天皇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发展海军力量。

主要战役：
第一阶段(1894年7月-9月)
（1）平壤战役：战争爆发时，慈禧太后正筹备她60岁生日的“万寿庆典”，希望与日本和平了结。李鸿章则极力奉行避战求和政策，采取消极抵抗方针，而日本却步步进逼，平壤战役爆发，平壤战略位置重要，清军将领执行李鸿章的命令，贻误战机。主帅叶志超弃城而逃，使日军顺利占领平壤。
（2）黄海战役。中国战舰损失5艘，但主力尚存。而李鸿章不准出战，使日本取得了制海权。
第二阶段(1894年10月-1895年4月)
（3）辽东之战：在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指导下，清军败退。随后日军在旅顺进行了大屠杀，揭露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4）威海之战：在李鸿章避战自保的方针下，清军未能乘日军登陆时出击，坐视敌人上岸，使北洋军陷入日军的夹击之中，最后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中日战争主要经过：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之士在维护封建统治而倡导和主持的自强改革运动，是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工业，洋务运动的重点由军事转向民用企业；编练新式军队；培养人才。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楚国深造，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洋务运动的性质：
洋务运动是是一场由地主阶级领导的向西方学习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于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在中央以奕忻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在跟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认识到列强的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的统治。顽固派以大学生倭仁为代表。他们因循守旧、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务，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这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慈禧太后也是顽固派，不过她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护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采取了暂时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洋务派实力相对较强，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维护清王朝统治。
3.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外洋事物。
4.总理衙门设立后，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暂时支持了后实力且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5.工业革命的扩张，“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总理衙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北京条约》订立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外国侵略者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奕忻大喜过望，在奏折中说：“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1861年1月，奕忻再上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首任事务大臣均为清朝贵族，且与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使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1901年，据《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