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长城：
公元214年，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打败匈奴后，为防止其再次南下，派人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全长一万余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我国古代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灵渠：
秦始皇为统一岭南地区，下令开凿灵渠，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对中原地区通南方、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秦长城：

祖冲之：
南朝宋、齐时期我国伟大的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中尤其是数学，我国自古就有”周三径一的说法，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求出了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6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准确数值推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的人，比欧洲早1100年，他的著作是《缀数》。

祖冲之：
 

“祖率”：
祖冲之还是两个分数来表示圆周率，一个是335/113，叫密率；一个是22/7，叫约率。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分数形式的圆周率最佳近似值，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人们把密率成为“祖率”。

隋朝大运河的特征：
1.古代最长的大运河，全长2000多米。
2.成为南北经济、文化、政治联系的纽带，也成为沟通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 3.大运河还促进了沿岸地区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
3.隋朝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唐代诗人皮日休曾经这样评价过大运河：“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是：“尽管人们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大运河的开通，但是它至今还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隋炀帝在大运河乘龙舟游玩，他修筑大运河的功绩可以和大禹媲美。”那么，应该如何评价隋炀帝？
1、隋炀帝的功绩：
（1）589年，被隋文帝杨坚任命为大将军，灭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2）开通大运河，成为了贯通南北的水路，加强了南方与中原的联系。
（3）创立进士科，标志科举制度的正式开始。
（4）修筑东都洛阳，使洛阳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隋炀帝之过：
（1）开通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修长城都是同时展开，对百姓劳役不息，征调不止，人民生活悲惨。
（2）好大喜功，三征高丽，不仅士兵死伤半数，还征调劳役兵役，导致田地荒芜，农村经济破坏。
（3）为张扬国威连年出巡，三下江都，奢侈浪费，所需费用均由所经过的州县的百姓承担。
（4）采用严刑酷法，凡是反抗朝廷者，不问缘由，皆斩。
3、如何正确评价：
隋炀帝即位后，下令开凿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修订了法律，主要是针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设立了进士科，促成了科举制的形成；兴办学校，访求遗散图书，并加以保护；几次派遣使者去流求和西域，加强了内地同边境的关系。但是，隋炀帝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倚仗国力富强，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年年征发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使农民背井离乡，造成大量田地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年年远出巡游，三游江都，三至涿郡，每次出游，大造行宫，严重骚扰了地方百姓的正常生活。他三次远征发兵进攻高丽，穷兵黩武。他制法却不守法，采用严刑酷法威逼百姓，终于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

隋大运河示意图：
 
大运河由北向南依次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

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据传司马光天生聪慧，七岁时就已经有成人的思维了，他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寒暑饥渴。有一天，司马光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一个孩子不慎跌入了大水缸之中溺水，其他孩子只能着急的看着，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司马光用石头把水缸砸碎，水洒了出来，溺水孩子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
宋仁宗宝元初年中了进士甲科，那时他才二十岁。后来跟随老师庞籍做了并州的通判，那个地方河西多良田，但是西夏人侵吞那里的土地，成为了河东边的祸患，司马光向庞籍建议：“筑造两座堡垒来牵制西夏，并且招募百姓去耕种，耕地的人多了，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也可以缓解河东粮食贵运输难的问题。”庞籍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庞籍病死了，司马光对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孝顺，对待他的孩子像弟弟一样照顾，当时人们都称颂他贤德。
他性格朴素，不喜欢华丽奢靡的东西。在开封做官时，交趾国进贡给皇帝一只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但是司马光建议道：“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麒麟）没有自己到降临，不是祥瑞。”皇帝听从了他的话，把贡品还了回去。后来在礼部做官，一天有司上奏皇帝发生了日食，京城白天看不到太阳，群臣纷纷道贺，但是司马光却说：“别的地方能看到太阳，京城却看不到，这是陛下被奸邪蒙蔽了，天下都知道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灾祸，不值得庆贺。”皇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宋神宗时，王安石作为宰相推行新法，而司马光私下和王安石私下的交情很深，但是他认为祖宗的法令不能变化，而且发现了王安石新法推行时一部分政策用人不当，祸害了百姓，向王安石提起，但是安石不听，后来和他决裂，成为了坚决反对他的人。
元祐元年，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为司马光病重，行动不便，皇帝免除了他的朝觐。并且特别准许他乘肩舆，司马光谢绝了皇帝的好意，说：“不见陛下，不能做事。”皇帝只好下诏让他的孩子司马康扶着他觐见。并且说：“不用行礼。”辽和西夏的使臣每次到来，必然问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并且命令他们边境的官吏：“宋朝有司马相国在，不要轻易生事，惹出事端。”司马光说到做到，要为朝廷奉献一生，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宾客们看他身体羸弱，告诉他诸葛亮过度操劳的例子，他却说：“生死都是天命。”后来病情加重，都没有意识了，在梦里反复说的都是国家的大事。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皇帝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人们常常说司马光迂腐守旧，为了保守派的利益不顾百姓，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从上面的事件可以看出司马光确实是足智多谋，心系社稷与天下百姓，清廉自居，为人贤德，甚至成为了大宋朝的顶梁柱。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最坚决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