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场内部政变行动。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使蒋介石“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获释，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

西安事变发生原因：

1、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
2、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军事原因。
3、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提供了思想保证。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的反响：

1、国际上：
日本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机大规模侵华；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2、国内：
广大中间阶层担心事变会引发更大内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亲英美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广大西北人民痛恨蒋镇压抗日运动，强烈要求杀蒋。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施的重大胜利。它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表明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原因：

1、中共的调停起了关键作用。
中共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存在着两个前途，一是由此引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由此结束内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确定了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平解决，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政治军事上积极援助张、杨。为此，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和张、杨谈判，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在东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蒋介石被释放后，中共又做了大量工作，督促蒋遵守诺言。中共做的这些工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张、杨在事变中起了主体作用。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是用兵谏逼蒋抗日，因此在事变中，张学良严令不准伤害蒋介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事变发生后，多次电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还致电各地实力派共同协商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后，张学良说服杨虎城立即放蒋，并送蒋回南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决定性一步。
3、国民党内爱国力量要求团结抗日。
在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北平的宋哲元，广西的李济深等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都发表通电，要求用政治手段解决事变，反对军事进攻，

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原因：

1、国仇家恨。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　　
2、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分离主义政策，认为有筹组西北大联合的必要。　　
3、反对内战。张学良在旅欧期间，会见了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欣赏德国与意国全民团结的精神，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4、剿共的失败。陕北剿共丧失110师、109师及其师长。　　
5、不满国民党中央政府偏颇，不顾地方派系军队。当时减俸达20%，且未给予兵力补充、阵亡将士抚恤。　　
6、中共重视宣传。中共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

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反应：

1、亲日派搅局：
蒋介石被扣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趁机争权夺利，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何应钦表面上迎合宋美龄，暗地里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准备向张、杨方面动武。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2、亲英美派营救：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亲美派主张极力营救蒋介石。一方面与何应钦针锋相对，力阻其对西安的轰炸与讨伐，另一方面又急忙找到宋庆龄，劝其对张、杨产生影响和平解决。宋庆龄对蒋历来反感，但对何应钦的作为也不无担忧，若蒋系崩溃，国民政府就真的要成为亲日派的天下了。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收到共产国际三封急电，要其发挥一切影响力促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3、阎锡山态度：
阎锡山西安事变前，面对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军。
西安事变后，无论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交往紧密，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
南京方面，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先后致电阎锡山。孔祥熙于事变次日的电文，称赞阎锡山“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
被多方倚重的阎锡山，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斡旋于各方。14日，阎锡山回电张、杨，同时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学良“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其中有阎锡山的影响。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部反应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

西安事变共产国际态度：

1、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

西安事变日本态度：

日本对以抗日为宗旨的西安事变一直都很“避讳”。在日本国内仅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在做相关研究，而且有些研究严重歪曲了事实。例如日本历史学家曾在《日本战史丛书》里这样说的：“日本与列国一样，对于事变毫无所知，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方针，一贯保持‘静观’”。
2005年，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章中，特地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诬称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