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1、唐朝对外交往盛况空前：
2、原因：一方面：贞观时期，国力增强，文化先进，对外交往具有强大实力另一面：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积极友好态度，对中外文化采取开放政策。
a、重视友好来往；（唐朝政府在六部下专设鸿胪寺作为接待外国使者的官方机构。）
b、鼓励外国人来华；（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不允许官吏加重税收，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做官，与中国人通婚）
c、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例如对外来宗教，像玄奘西天取经，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又如对外来精华，选择性地吸收）
3、影响：
a、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方针，为中国文化增添多元色彩；
b、唐朝先进文化向外传播，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c、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进步，也间接影响欧洲文化的发展；
d、推动日本改革，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

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在唐太宗推行的友好、开放的对外政策之下，政府设立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并设置翻译人员，为往来沟通提供便利。此外还修道路，开驿站，保障内外交通顺畅。唐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访使节往来络绎，对于各国使者，唐太宗以礼相待，唐朝出访的使者也受到各友好国家的迎接。唐太宗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来唐内地经营，唐朝较大的城市都留有外国商人的足迹。盛唐时代的长安城，欧洲、中亚各国人、四夷的胡族人、葱岭东西的西域人往来熙攘，是一座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唐太宗的对外开放政策也表现在文化上的广泛交流。贞观时代的唐文化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包括学者、艺术家、医师、工匠、留学生、宗教徒、官员，他们肩负汲取中华文化的使命，竞相来唐。长安的国子监和太学有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日本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把当时先进的唐文明带回国去，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如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的大化改新，就是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根据《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此内容建议教师可以日本大化改新作为典型例证，说明唐文化的辐射作用。
中国各方志士也相继出访周边国家，如僧人玄奘到天竺（今印度）取经是太宗时期最可大书的典型例证。玄奘俗姓陈，名祎，生于儒学世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在游历各地，遍访名师之后，玄奘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玄奘于贞观二年（628年）启程，历时18年，行程5万里，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时，带回各种佛经657部。唐太宗于洛阳召见玄奘，并敦促他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执笔，于次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此书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至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自然地理、动植物情况，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唐太宗还诏令房玄龄等人，“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在弘福寺翻译佛经，并修正以往翻译的讹误，佛学由此大为兴盛。
唐太宗对外来文明兼容并蓄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使中国与各国均获益良多，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成亚洲各国的文明进步，也间接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