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

1、生活背景：
明末清初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迫使很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2、主张  提倡“经世致用”思想。     
3、影响：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进步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李贽、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时，已经作了一结论性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萌生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在总体上分析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时，又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的涌现。
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都是同时代人。他们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抗清斗争的失败，感受了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从哲学的层面批判理学所谓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及其在内心求“理”的认识论，建立起“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体系。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这说明进步思想的产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外，还与思想史自身的沿革和思想家个人的经历相关。

顾炎武及其思想主张：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三权分立：

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

天赋人权：

自然权利源于拉丁文jusnafural，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或信仰来赋予。自然权利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

伏尔泰：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 
①代表作：
《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 
②思想主张： 
A.猛烈抨击天主教会 
B.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君主立宪制； 
C.提倡“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和自由的； 
D.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孟德斯鸠： 

①代表作：
《论法的精神》 
②思想主张： 
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三权分立”学说，认为国家的法律不能违背人的理性，法律应当是理性的体现。 
③影响：
孟德斯鸠的学说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奠定了资产阶级有关国家和法的理论基础。 

卢梭：
①代表作：
《社会契约论》 
③思想主张：
A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 
B.社会契约；
C.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 

伏尔泰：

法国启蒙思想家中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写出大量的著作，通过科学论文、艺术作品及小册子无情地揭露法国社会的黑暗面。他对天主教会作了大胆的攻击。在他看来天主教是“迷信的恶魔和狂狺的九头蛇”，罗马教皇是“魔鬼一样的骗子”，把天主教专横的教士称为“恶棍”。他认为教会造成了社会的无知和黑暗，号召为科学和进步而奋斗。伏尔泰虽以反对天主教为己任，但他又没有完全摆脱神权思想的影响，仍主张信仰上帝，保留宗教。他有一句名言，即“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也要捏造出一个来”。因为他认为宗教可以维系人心，有助于巩固社会秩序。为了批判当时法国社会，伏尔泰提倡自然权利学说。在他看来，自然赋予人类以自由平等的权利，他所强调的平等是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不是社会生活上的平等。伏尔泰也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赞成实行“开明专制”，认为“开明”的君主实行改革，就可以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但又希望通过“开明”的君主实行改革。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受到了伏尔泰的影响，自称是伏尔泰的朋友和庇护者。伏尔泰在他的早期成功剧作《布鲁杜尔》《采儿》中，讽刺了封建专制，颂扬了民主制度。1734年他写了惊世之作《哲学通讯》(或称《英国通讯》)，其中斥责了法国的君主专制，颂扬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这本书很快被列为禁书。1764年编辑了文章汇集《哲学辞典》一书，书中涉及的领域不仅有哲学，还有自然科学、历史等，显示了他是一个多才的思想家。他以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大胆揭露法国社会旧制度的一切弊端，并且向愚昧和无知宣战，这在当时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孟德斯鸠：

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任波尔多法院院长。在对英国等欧洲国家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了洛克学说的基础上，他得出了结论：法国应走英国的道路。1748年他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经过长达27年的辛勤劳动终于问世了。这部书中表达了批判法国旧政权的立场，又充实和发展了洛克分权的思想。他主张实行三权分立，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分开，使其分属三个不同的机构；并强调三个权力互相制约的重要性。分权学说的目的，是使国家机器内部权力均衡，互相制约。它既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又为实现资产阶级争取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提出了可行又可靠的保证，为资产阶级以法制对抗封建专制指出了道路，为资产阶级法学奠定了基础。他的三权分立原则锋芒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意义。

卢梭：

祖籍法国，出生于瑞士一个钟表工人家庭。幼年的不幸生活遭遇及同下层人民的不断接触，使他成为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1762年卢梭发表的《社会契约论》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卢梭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社会存在着人们共同利益的“公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人们都要遵守契约。他主张在社会契约面前，人们遵守同样的制约，享受同样的权利，以此反对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他提倡当统治者撕毁社会契约时，人民有权用暴力推翻暴君。这一主张不仅反对君主专制，而且为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理论。他认为立法权应属于人民，人民有能力建立起体现公共利益的法律。他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说，反对君权神授论。卢梭提出人人享有主权——社会中的最高权力，因而将人权学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认为在人民主权之上，决不允许再设一个指挥者，官吏、政府、政体都要根据人民的意愿决定，从而名正言顺地阐明了革命权利说，说明了推翻法国封建专制政府、反抗压迫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进行了思想动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大致奠定了他的政治学说的观点，直接论述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出自财产的私有制，但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这表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社会契约论》是他的学说的核心。

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

1、历史条件：
①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涨是催生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条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相继发生。这三大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基督教神学，使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深入人心。面向现实世界，重视实践，崇尚理性的追求蔚然成风。
②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对进化论的诞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③科学技术进步，生物学知识积累为进化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生物学研究陆续取得重大成果，细胞学说发展起来，细胞学说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细胞学说的确立，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④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早期的生物进化思想，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产生了积极影响，奠定了学科基础。
2、创立标志：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标志着生物进化论的诞生。
3、理论观点：
（1）一切生物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2）生物界现存的物种具有共同的原始起源，不同物种的变异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3）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
4、影响：
（1）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生物进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绝大多数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地位的看法，有力挑战了封建神学创世说。
（2）对欧洲学术界的影响：把发展变化思想引入生物界，开创了生物科学发展的新时代；比如把发展变化的思想引入生命世界，使人们不再把动物与植物之间、动物和人之间的区别看作是绝对和神圣的。
（3）对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进化论思想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的思想武器。达尔文被称为“生物学领域的牛顿”。

列宁对达尔文和生物进化论的论述：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达尔文及其进化论：

达尔文（1809—1882）是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1831年起，他随“贝格尔号”考察舰进行环球考察5年。在整理考察资料和实物标本的基础上，经长期研究，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确立了生物的进化论。他还通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著作，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他的学说是人类对生物界认识的伟大成就。
达尔文在环球考察中发现，南美洲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虽然在地理上是隔绝的，但是许多动植物品种十分相像。他把在化石中发现的古生物和现存的物种进行比较，认为“像这样一些事实，显然只能用这样的假说来说明：物种逐渐起了变化”。达尔文回国后初期，主要是从事地质学方面的研究。地质学的研究进一步坚定了他关于物种进化的看法。但直到此时，他关于物种进化的观点还只是从感性认识中形成的一个初步的假说，是地质学理论的一个补充，只有在解决了物种是怎样进化的问题后，进化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为了解决物种怎样进化的问题，为了弥补自己在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不足，达尔文广泛地收集了一切有关动植物在人工培养和自然状态下发生变异的事实。他同育种者和植物园的园丁交换意见。他还阅读各种著作。1837年，达尔文认识到人工培育的植物品种进化的关键是人工选择。他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关于金鱼人工选择的过程和原理，并且说明中国人曾经运用同样的原理对各种植物和果树进行人工选择。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选择原理不是近代的发现，在中国古书中早就有了明确的记述。但是，在自然界中物种是怎样进化的，对达尔文来说仍旧是个谜。他这样写道：“1838年10月，也就是开始我的系统探索的15个月之后，我为了消遣而偶然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我由于长期不断观察动植物的习惯，对这种到处都在进行着的生存斗争，思想上就容易接受，现在读了这本书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常常容易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就常常容易消灭。它的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样我终于得到一个说明进化作用的学说了。”直到此时，达尔文才找到了自然界的物种怎样进化的谜底。这就是生存竞争，通过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认为，生物的进化主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生物由于繁殖过剩，不可避免地存在种内和种间的生存竞争。生物经常发生的微小变异，在生存竞争中，有利于个体生存和后代繁殖的变异被保留，不利于个体生存和后代繁殖的变异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由于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有利的变异逐代积累，便形成新种。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自然选择的方向不同，一个原始的物种会发生性状分歧，演变为多数物种。
达尔文的学说是生物科学的一次理论综合，对生物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生物进化论的提出，也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事。17世纪的牛顿把“造物主”（神）从无生命现象的研究领域驱逐出去了（虽然牛顿承认了上帝的第一推动力），19世纪的达尔文又把“造物主”从有生命现象的研究领域驱逐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