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

秦国的商鞅变法和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次变法。商鞅变法之际，诸国并立，一国国君若能大行革新即可图强并打倒敌国，可谓变法成则国存、变法败则国亡，大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之势。而王安石时代，北宋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改革仅为挽救时弊、富国强兵，其迫切性大大不如战国，况全国吏治败坏、积重难返，保守势力又过于顽强，终于落得失败的结局。
(1)相同点：
①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富国强兵。
②变法都得到了王权的支持。
③变法内容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④变法者的个人命运基本相同。
⑤变法都对生产关系作出了调整。
(2)不同点：
①背景不同：商鞅变法发生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王安石变法则发生在北宋中期统治危机四伏时。
②根本目的不同，商鞅变法要从根本上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王安石变法则是为了挽救北宋统治危机，部分调整生产关系。
③性质不同：商鞅变法是一场封建化的运动；王安石变法则是对封建社会内部矛盾进行局部调整的改革。
(3)认识：
①改革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阻挠，不可能一帆风顺，要充分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②改革的成败关键要看其积极成果能否得以保留和维持，不以改革者个人命运为转移。
③改革措施要针对实际情况，行之有效，推行改革过程中要用人得当。
④改革家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取士之法：

1、目的：
选拔和培养人才，为变法造舆论。
2、内容：
①改革科举制度：
废明经诸科，进士科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另设“明法科”。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
②整顿太学，设专门学校培养人才：
实行“太学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还设置武学、医学、律学等专门学校，培养人才。
③惟才用人：
重用有志于改革的官员，打破按资升迁的成规。王安石的用人观：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王安石颇有见地，他发了不少高论来阐述自己“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
“教之”，即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为此王安石力主兴办太学、州县学等各级学校，同时，王安石还设置武学、律学与医学，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
“养之”，即优待和栽培人才。王安石认为对人才应当利、礼、法共用，“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饶之以财”就是“高薪养廉”，给官吏们优厚的工资待遇，使他们衣食无忧，从而远离腐败贪污。“约之以礼”就是用“礼”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官员廉洁自律的能力，从内部做到拒腐防变。“裁之以法”就是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则应严厉惩治。
“取之”，即发现、选拔人才。王安石坚决反对北宋旧有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而是极力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在荐举人才时，并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征求众人意见，并且，还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人才是否能当大任。
“任之”，即任用人才。任用之道，关键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任人唯德，以人之才德为唯一标准。并且，王安石强调用人要“久于其职”，忌讳频繁的迁调。
王安石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剥离开来了。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举荐了不少人才，让他们加入到变法大军中来，其中确实不乏年轻有为者。尽管王安石再三强调选用人才要德才兼备，切忌让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得势，可是他的队伍里还是掺进了不少投机钻营道德败坏之徒，这些人或者有才无德或者无才无德，他们只不过凭借极力吹捧新法以取得王安石的赏识从而进入到变法大军中来，结果使得王安石两次罢相，最终变法失败。
3、作用：
培养人才，发挥其才干，为变法起了舆论作用。

王安石变法的命运：

1、保守派反对变法，对变法百般阻挠和破坏；
2、王安石提出“三不足”的思想，坚持变法：
（1）目的：驳斥保守派以“天变降罚”作舆论武器，破坏变法。
（2）内容：“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3）意义：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智慧能力和勇气。
3、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的变化：
作为最高统治者，宋神宗态度的动摇不定，使变法的过程更加艰难和曲折。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支持王安石，变法顺利进行──态度动摇，1074年王安石辞职──1075年，恢复王安石职务，继续变法──和王安石意见不一，1076年王安石再次辞职，法令陆续废止，王安石退居江宁至死。
4、司马光当宰相，废除新法。

变法派与保守派：

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对立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始终存在变与不变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变法派与传统派（反变法派）的激烈对立，并进而形成了党派之争。
从地域上讲，改革派大多来自南方。在我们选取的16位改革派（神宗除外）中，竟有13位是南方人，将近80%。这一方面证明了宋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事实，随之而来的是南方籍官员在朝廷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南方人士在思想观念方面较北方开明，南方人士较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传统保守派中，北方士人的比例大大加强，差不多要占到50%，这也决不是偶然现象。河南、河北、山西等地都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是宋代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士大夫们不太容易受新观念的影响，他们对思维活跃的南方士人是既嫉妒又鄙视，因此，他们很容易结成联盟反对南方士人为核心的变法派。尽管宋神宗和王安石对他们过于保守的态度十分不满，但非常尊敬他们，并没有因为反对而把他们清扫出门，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神宗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帝王，他没有被太祖圣训所束缚，对南北士人是一视同仁的。
从年龄上讲，两派有明显的差别。以熙宁四年（1070年）为计算标准，变法派16人（吕嘉问、王子韶除外）的平均年龄为40.9岁，传统派19人的平均年龄为56.5岁，两派年龄差为15.6岁。这一点尽管说明不了大问题，但它表明，人在年富力强的阶段，易于充满进取和冒险精神，不甘心被传统所束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守成心态渐强，乐于维持而不愿意变革，追求那种“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的理想。宋神宗此时正是20多岁的小伙子，年轻气盛，欲有所作为而大量引用年轻人是不难理解的。
从任职上看，改革派多在京师且身居要职，掌握了朝廷行政、人事、监察、财政等大权，这是改革的需要，否则改革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传统派则不同，他们很多原为前朝重臣，熙宁初年一般都在朝廷任职，而随着变法的深入进行，他们越来越不合时宜，大多都被贬到地方任职。这些资历颇深的官员离开京城，对变法的加速进行无疑是有好处的；但他们遍布各地，掌握地方大权，却无形中又成为变法实施的阻力。这是一对矛盾，但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因为他们既要全力支持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又不能对这批老重臣采取过分严厉的措施。
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两派的斗争延续了30多年，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过程中，尽管变法派往往只占朝廷官员中的少数，但由于神宗是一位坚定的变法派，他基本上站在变法派的立场上，因此变法始终是向变法派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派基本处于不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