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的奠基：

1、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①逐步形成从小学到大学，从全日制教育到半工半读教育等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②培养了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
2、得到较快发展原因：
①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还取得了一五计划建设超额完成的成就。
②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局势逐渐稳定，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③制定并全面贯彻了正确的教育方针。例：收回教育主权；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等
3、主要影响：
培养了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奠定了共和国教育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4、过程：
（1）拉开序幕：
①接管改造旧教育，创建社会主义新教育。
②教育向工农开门，大力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教材重点强调了1949年底，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重大决议。
(2)制定方针：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首的党和人民政府提出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3)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事业在艰难探索中前进，取得成就。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学前教育、大中小学教育及成人教育初具规模，全日制教育、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共同发展。培养了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奠定了共和国教育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建国后对旧有学校的接管和改造：

建国之初，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对旧教育体系实行接管和改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级公立学校，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
1950年12月，按照政务院《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管了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21所，中等学校514所，初等学校约1500所，收回了中国的教育主权。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威胁与封锁，甚至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财产。
1950年底以后，开始首先接收和处理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随后接受和处理了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收回自办。这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维护了我国作为独立民主国家的教育主权。
1952年9月以后，逐步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
1956年这项工作基本结束时，共接办了私立中等学校1412所、小学8925所。还有65所私立高等学校在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办”。与此同时，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

新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的过渡时期，开始建立新中国的教育体系。
1949年9月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有关教育体系的基本设想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1949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问题。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作了明确的规定，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学校制度的确立。此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
1957年同1953年相比，在校学生人数，普通学校中高等学校增长130.8%，中等学校增长125.2%，初等学校增长25.8%，幼儿园增长156.6%，盲聋哑学校达到0.8万人；成人学校中，高等学校增长1753.6%，中等学校的成人中学增长989.9%，初等学校增长355.8%，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和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结构、体制、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新建立的教育体系，在教育结构上，主要是推行了初等、中等教育的三轨制，即普通中小学、工农速成初中级学校和业余初中级学校同时并举的方针。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院系调整。类型上，将过去普通大学拆散，只设少数文、理两科的综合大学，其他则分别按工、农、林、医药、财经、政法、师范、体育、艺术、语言等学科设置专门学院。通过调整，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为14所，工科院校则由18所增加到38所，师范院校有了大幅度增加，由原来的12所增加到37所。 建国后的17年，中国的教育工作虽然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左”倾的错误，但在大部分时间内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1）在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培养大批人才，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
（2）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科教兴国战略是振兴中华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3）新中国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和曾经经历的扭转曲折都证明了“国运兴衰，系于教育”。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证明了教育的影响力。

教育、科技和经济三者之间的联系：

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是由人来创造发明的，更要由人来掌握使用，这就必须优先发展教育。现代教育通过创造、发展、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素养的现代劳动者，从而决定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说离开教育，科技就不可能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受到阻碍。
科技的进步也带动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经济的发展也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教育的复兴：

1、表现：
①全面整顿教学秩序，组织编写新教材；
②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教育制度，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全面发展；
③制定一系列教育法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④倡导尊师重教社会风气，规定了教师节；
⑤确立教育优先发展地位，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⑥实施发展高等教育的“211工程”计划，启动“希望工程”；
⑦加大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力度，增加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
2、主要原因：
①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就辉煌；
②结束了“文革”，逐步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国政治局势走向稳定；
③制定并贯彻正确的教育政策和路线，并立法保障教育的发展。
3、主要影响：
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为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作出了贡献。

义务教育：

1、普及目的：
普及青少年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口素质、培养合格公民。
2、措施：
（1）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3）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希望工程”等。
3．成就：
2001年1月1日，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文革”结束后教育蓬勃发展的原因：

（1）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和全国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2）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明确了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向。
（3）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深化教育改革。
（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客观需要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的基础。

高考制度的恢复：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文革”开始后不久，高考制度即被取消，高校也停止招生工作。
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差参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即拍板，当年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
12月，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200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

我国的“211工程”计划：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的实施意见》中，关于“211工程”的主要精神是：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使其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并可概括表述为："211工程"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

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制定：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英明论断。此后的一二十年间，他多次谈到经济工作时强调科技的重要作用。
1991年，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发出了“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号召，并强调这一转移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决定》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更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工作“面向，依靠，攀高峰”的方针；强调当前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转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出了符合世界科技进步潮流和中国国情的科技进步的几项重要原则；
强调大力提高国家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自己解决中国人民的丰衣足食；
把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到国民经济和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先位置；
确立了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基础性研究要把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作为首要目标；
提出了建设跨世纪宏大科技队伍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提出了科技战线以弘扬“四种精神”为重点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
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今后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步骤；
强调了要使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
确定了到2000年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5%的科技投入目标，提出了多层次、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的几项重大措施。
1995年5月26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科教兴国的热潮开始在神州大地掀起。其中，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试点”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1998年中国政府“科教兴国”的两大战略举措。“科教兴国”战略开始进入重要的实施阶段。

洋务派：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

洋务运动：

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的一场“师夷长技”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洋务派和顽固派:

两派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应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长技”来“自强”；顽固派则坚持认为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违背了“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
两派的共同点：由于他们都属于封建统治集团，所以都主张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和“纲常名教”，都不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维新派与洋务派：

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洋务派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实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教育制度，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向西方学什么”。两派主张不同的根源在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洋务派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维新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目的不同，洋务派是巩固清朝的腐朽统治，维新派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性质不同，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内在联系：都是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新思想的产物；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一部分人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形成早期维新派。

洋务派与顽固派：

1、清朝统治集团分裂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列强侵略的内忧外患，清朝统治集团不能不调整统治政策。但在对待“外国事务”态度上，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 　　
2、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主张的相同点。
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握有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为代表。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办洋务最多、时间最长，是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两派都主张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3、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外国事务”态度上的不同。
洋务派主张面对现实，委曲求全，师夷长技徐图自强。
顽固派因循守旧，坚持祖宗成法，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仇视一切改革。 　　
4、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维护清朝的统治，必须依靠洋务派，所以，她采取了暂时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地主阶级洋务派：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