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极其演变：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朝御史大夫监督郡国基础上创立的，汉武帝把全国分成13个州，每州设刺史一名，于每年秋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
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昭宣注重整顿吏治、断理冤狱,因而对刺史制度格外重视,这在刺史的选拔任用方面尤其突出。这一时期刺史仍然严格在六条问事的范围内行使其监察权，并涌现了一批成绩卓异的刺史。他们对整饬吏治，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皇权，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西汉末期，刺史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
东汉末期，刺史逐步地方官化，有的甚至成为地方割据势力。为了镇压众多的反政府武装暴动，汉政府不得不加强了地方的实力。在镇压暴动的过程中，一些人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权，并且在掌握军权的基础上逐渐掌握了地方上的行政权，变成了割据势力，成为一方之主。有的名号是刺史，有的是州牧，有的是太守，有的是大将军或其他，但实质是地方割据势力，至于名号不同，仅仅是一个称呼而已，没有实质区别。

秦统一后民族融合：
秦统一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西汉建立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发展，当时中国境内的汉、匈奴、西域各族、越族以及西南，东南，东北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虽然各族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矛盾或者有过战争，但在长期交往中，人民之间融合的趋势增长了，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边疆，构成了西汉时期丰富多彩的生动历史画面。

汉与西南、东南各族的关系：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也内地联系与日剧增。汉武帝曾派唐蒙为中郎将，率千人进入夜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服汉朝。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发巴蜀兵之滇，降滇王，并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内。
汉武帝先后降服东越，闽越，南越地区，并把少数民族迁居内地，东南沿海地区也内地联系更为密切，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汉族，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

西汉的疆域：

对比分封制，郡县制和行省制
 

元朝统一进程：
1218年蒙古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国，1246年招降吐蕃，1253年征服大理，1276年攻破临安灭南宋，1279年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元朝最终统一中国。

元朝的中央制度：
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命百官“议立三省、定内外官”，经过争议决定实行一省制，而废除唐宋以来的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并立制，只设一个中书省。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是最高的行政机关，中书省的长官行宰相职权，元代中书省是一个权力日重，“外取信于行省，内责成于六部”的中枢机构。它标志着集权政治的高度强化。它适应了元朝长期统治不稳固的局面。六部为中书省的一个下属机构，形成了一省六部制。各部的组织和职能与前代基本相同。元朝还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掌管军事，并以中书省掌制枢密院。另外在元朝的中央设立御史台和宣政院。御史台负责监察，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元朝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机构的建立，使元朝能对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实行强有力的管辖，对明清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行省制度：
元代疆域辽阔，战争频繁，为了便于管理，元代在地方实行了行省制度。即除设置中央一级的中书省（统辖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外，又将全国划分成十个大的地方行政区域，每个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地方行政机构。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职，由中书省直接派出官吏任职，凡一省的军国大事无所不领，并且行政长官直接对中书省负责。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

元朝行省制度的意义：
元朝创立行省制度，是秦朝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行省制度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元朝的中央统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对明清以及后来的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元代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下来。明代虽然改省为布政使司，但是在口语中仍然如此称呼。元代的行省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和行政区域的划分。

元朝行省示意图：

文天祥抗元斗争：
文天祥(1236-1283)，原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南宋杰出的抗元英雄和爱国诗人。宝佑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因父丧未受官职。德佑元年(1275年)正月，闻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次年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时元军已进逼临安，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扣留，押往北方。二月底，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复由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执，将士牺牲甚众，天祥只身逃脱，乃退广东继续抗元。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同年十二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被俘。由于文天祥才华出众，元将张弘范、投降的宋恭帝、元朝的丞相，甚至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大量的条件来亲自劝降，但是文天祥不为之所动，宁死不降，最终于1283年从容就义,年仅47岁.文天祥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其中诗作达百余首，成就很高。有《文山先生全集》，其中有《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千古绝唱。

如何评价元朝的统一和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元朝的大一统，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大大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密切了中国是世界各国的联系。总之，元朝的统一使疆域扩大，社会安定，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但是，当时蒙古族的生产方式，远比汉族生产方式落后，元朝的统一使通过军事征服来完成的，蒙古贵族在征服战争中，表现出的掠夺性和残酷性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这势必激起其他民族的反抗。因此，文天祥抗元，反对军事屠杀和掠夺，是正义的。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象征。但是，文天祥和岳飞一样都是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兄弟之间的事情，他不是抵御民族的侵略，因此，文天祥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

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朝特设的中枢权利机关，是氏族军事民主制的残余。清朝入关前，凡军国大事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入关之后，这项传统被继承下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族上层贵族组成，也称“国议”，权力很大。但是，这种满族专制的形式不仅和大权独揽的皇帝相抵触，而且也不利于清政府进一步争取各族特别是汉族官僚的支持。康熙帝设立南书房和雍正帝设立了军机处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

南书房：
在北京故宫乾清宫西南，本是康熙帝读书的地方。康熙十六年（1677），始选翰林等官入内当值，称“南书房行走”。除应制撰文字外，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一度成为发布政令的处所。自军机处成立后，南书房的各官不在参与政务，专司文辞书画等事情，一般又称为“南斋”。南书房行走官员不限品级，从尚书到编修、检讨都可以充任，唯原则上须用翰林出生的人。

军机处：
官署名。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七年（1729），因与准噶尔部作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设军机房，挑选内阁中谨慎可靠的中书办理机密事务，1732年，又改称军机处。乾隆以后，成为定制，并渐渐成为最高中枢机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大臣无定员，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特简任用。军机处设军机章京，满汉两班，各八人，轮流担任缮写诏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具体工作。又有军机行走，入值办事。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达到了顶点。

文字狱：
文字狱是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而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言行进行严厉钳制的措施。主要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主要有：康熙帝时的“庄世明史案”、雍正帝时吕留良狱和徐骏狱案。清代的文字狱是清朝文化专制和民族统治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起封建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及其严重的社会后果。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消极影响。

历朝中央集权强化:

“海防”和“塞防”：
随着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的形式的紧张，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和“塞防”的激烈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同时认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放弃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海防塞防并重”，力主归复新疆。清政府权衡利弊，在加强海防的同时，也接受了左宗棠的主张，于1875年4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收复新疆路线图：
 

左宗棠的评价：
左宗棠是晚晴政治舞台上的汉族封建地主官僚，面对国内人民的反抗的外国资本的侵略与扩张，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挽救民族存亡，表现了那时代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的复杂多面性。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充当了清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在洋务运动中，他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积极创办福州船政局，客观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新疆危机是，更是表现出了他政治上远见卓识，不顾年事已高，率兵远征，成功粉碎了列强分割我国领土的企图，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精神，受到人民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