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布“解负令”等法令：

1、措施：
（1）颁布“解负令”：
含义：“负”指的就是债务，“解负令”就是废除债务的法令。雅典债的来源：分两种，即因契约而产生的债和因损害而产生的债，亚里士多德在《尼柯马赫伦理学》中称前者为自由之债，后者为不自由之债。梭伦改革前，雅典农民的境况极其艰苦，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起，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汉”，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留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措施：废除所有债务；释放和赎回债务奴隶；废除“六一汉”制度；
（2）颁布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法：
目的：防止产生新的债务奴隶；
内容：规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
（3）制定“遗嘱法”：
目的：杜绝贵族任意侵占平民财产；
内容：规定无子女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将遗产交给指定的继承人。
（4）安抚贵族：
目的：减轻贵族的强烈反抗，稳定社会秩序；
措施：允许贵族保留祖传的地产，使贵族得以继续保持优越的经济地位。
特点：调整改革措施，有效地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体现了改革的策略性和政策的灵活性。
2、结果和意义：
（1）有效地防止了贵族兼并土地，解除了债务奴隶制对平民的威胁；
（2）促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大了公民的基础：原来的债务奴隶、平民、贵族都成为享有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雅典公民；
（3）但并未废除奴隶制，并走上了奴役外邦奴隶的道路。

梭伦改革基本特点：

梭伦改革的特点从目的上看，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从措施上看，很多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
从立场上看，对贵族和平民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但自身却站在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上；
从结果上看，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进程：

1、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2、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进一步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3、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伯利克里改革，标志着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梭伦改革中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公民群体；
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打破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以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这就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
恢复公民大会设立四百人会议与设立公民陪审法庭等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措施打破了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克里斯梯尼改革与伯利克里改革正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梭伦的方向推进改革，才使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梭伦改革之所以会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纪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致使雅典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当时，在政治上，贵族不仅占据了所有重要的国家官职，而且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平民则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由平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贵族还控制了城邦的经济命脉，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平民处境不断恶化，纷纷破产，无力还债的平民债务人及其家属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债权贵族交纳六分之五的收成作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属因债务或交不起地租而沦为债务奴隶。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断出现，并酝酿出公元前632年的“基伦暴动”。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当时的习惯法编订为成文法，限制贵族任意解释习惯法。然而，该法典仍然维护贵族既得利益，如允许债务奴役，对偷窃蔬菜水果者均处死刑等等，被后世称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其二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雅典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与外贸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逐渐形成。他们不满旧贵族的政治专权，要求参与城邦政治，并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一般住在沿海地区，被称为“海岸派”，他们不像“平原派”的旧贵族那样靠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奴役债务奴隶来牟利，而主要关注发展海外贸易，掠夺外邦奴隶与财产。
他们一方面对无法参与城邦政治强烈不满，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专权；
另一方面因经济上富有，也反对属于下层平民的“山地派”彻底改革的激进要求，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不过，在反对贵族专权上，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们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贵族施压，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梭伦登上政治舞台而发动改革。他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振兴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复为墨加拉侵占的萨拉米斯岛的斗争中，梭伦既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选为首席执政官，全面推行改革。

商鞅——秦国政坛唱主角的新人：

1、“少好刑名之学”：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汉族。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秦孝公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何谓“刑名之学”？战国时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
2、初涉政坛，怀才不遇：
商鞅建功立业的首选目标是战国初期最先崛起的魏国。早年的学术积淀使商鞅满怀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学成之后，他即开始寻找“栖身之佳木”。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一跃成为中原霸主。公元前365年左右，商鞅来到魏国，在相国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负责教育王侯大臣们小老婆所生的儿子）。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惠王认为公叔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转而告诉商鞅，并要他赶快离开魏国。魏惠王和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失之交臂。后来，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国力强大。公元前340年，商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河西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3、投奔秦国，支持变法：
秦孝公，姓嬴，名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战国时代秦国有名的一位君主。秦孝公一生中干过两件大事，其一是迁都咸阳，其二是任用商鞅变法。
他21岁登基，即位后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发布求贤令。大意是：往日秦国自穆公管理期间，修德行武，东边平乱了晋国，以黄河为界限；西边霸占戎翟，开地千里。天子向秦穆公致伯，诸侯前来祝贺，为后人打下了基础，大业有望。其后君历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世昏政，内乱频出，外患交迫。三晋攻夺我河西，诸侯都蔑视我秦国，再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到羞辱的事了。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想收复穆公打下来的土地，振兴秦国。我想起先君的作为，痛恨在心。各位贤士群臣有能出长策奇计让秦国强大者，我则封他为官，与他一起分享秦国。
商鞅得知消息后，携吴起的《法经》入秦。通过他在秦国的熟人、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三次拜见秦孝公。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变法革新。

商鞅三次见秦孝公：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大谈帝道，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甘龙说，要效仿先圣。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十金。“这可是重赏啊!”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试试运气了，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经济——富国：

（1）目的：以农求富，增强经济实力；
（2）措施：
①废井田，开阡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的灌溉渠道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②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③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关于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本义探讨：

“为田开阡陌封疆”是商鞅变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对它的基本含义，自古至今就有较大的争论，占主流的意见是：废除旧的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并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它的实施，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在秦国得到确立。
但是这种说法早在古代就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开阡陌”实际上是“置阡陌”，不过，在他们眼里，商鞅变法还是起破坏井田制作用的，只是那叫做“隳经界，立阡陌”，变国家土地公有为个人土地私有。
现代不少学者沿着“置阡陌”的思路而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辨。田昌五等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开阡陌封疆只能解为设置阡陌封疆，而不能说成是掘掉井田的界。具体地说“为田开阡陌封疆”是指“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或十万顷的标准，以县为单位计算出土地总面积，除去山泽道路邑居，其余的耕地按良田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农民。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袁林《论商鞅田制》（载《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也认为，商鞅变法后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说法不能成立，而是完善严密的田界系统，设立阡、陌、阡道、陌道，使随意改为田界变得十分不易，既保证了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保证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商鞅变法的性质和特点：

1、性质：
商鞅变法是新兴地主阶级领导的一场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运动。
2、特点：
商鞅变法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农战”和“法治”。
商鞅变法是实行最彻底、对旧贵族打击最严重，变法措施最全面，为期最长久，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富国强兵，建立新型地主阶级的统治。商鞅变法的许多措施，如，“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废分封，行县制”、“什伍连坐”等不仅为秦国完成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国家治理基础，对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商鞅变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改革比较：

（1）措施最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习俗等方面；
（2）措施最彻底：废除井田制，废除世卿世禄；
（3）历时最久：先后两次改革，持续18年；
（4）推行力度最大；
（5）成效最明显：增强秦国实力，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概述：

一、历史背景：
1、政治：分封制宗法制遭破坏，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2、经济：铁器牛耕出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变法的根本原因） 。
3、军事（主观动力）：争霸战争需要“富国强兵”（变法的直接推动力）。
4、思想：法家学说成为改革的思想武器。
[重点强调]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举措：
1、经济方面的主要措施有：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2、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措施有：
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废除“世卿世禄制”；
严格户籍管理制度，制定连坐法；
普遍推行县制；
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农战”和“法治”。
三、结果：
（成功）“商鞅虽死,秦法未灭”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 

商鞅变法的内容和积极作用：

迁都洛阳：

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减少改革的阻力，孝文帝决定把首都从经济落后、地理环境偏远的平城迁往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孝文帝克服阻力，设巧计迁都。迁都洛阳，为孝文帝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迁都洛阳：

1、原因：
①政治上：旧都保守势力强大，阻挠改革，统治中原的需要；
②经济上：旧都经济落后，粮食供应困难。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
③军事上：旧都受到北边强敌柔然的骚扰和威胁；
④地理上：旧都偏居塞上，经略中原困难；
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⑤倾慕汉族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2、策略：迁都动议与南下伐齐。
3、迁都：495年，北魏正式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孝文帝与任城王拓跋澄筹划迁都：

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后，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孝文帝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便于加强同中原汉族地主的联系，又可以摆脱鲜卑贵族旧势力的束缚，有利于推行汉化改革措施。但是要排除迁都问题上的种种阻力，必须另出高招，于是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
为此，他召集文武大臣，声称要大举进攻南方齐朝。群臣内心都不情愿，默不作声，朝堂上一片沉寂。不料，一向主张改革，深受孝文帝信任的任城王拓跋澄也信以为真，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意见，甚至与孝文帝当场争辩起来。孝文帝勃然震怒，说“社稷是我皇帝的社稷，你任城王难道想惑乱人心吗”！拓跋澄也不示弱，说“社稷果然是您皇上的，但是我作为社稷的臣子，有责任维护社稷的安危”。孝文帝不想与他在朝堂僵持，于是给自己打圆场，找台阶，表示“各言其志，亦复何伤”。随即宣布退朝。
孝文帝回宫后，立即传召拓跋澄，向他说明了“南征”的真相，并把迁都的必要性讲了一番。任城王原来就是坚定的改革派，孝文帝曾经表示过“非任城王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此时他了解了孝文帝的真实意图，马上表示举双手赞成。于是两人开始深入探讨迁都的具体操作事宜。孝文帝向他坦率地表达了对迁都的一些担心：“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拓跋澄认为孝文帝的担心是多余的，激励孝文帝说：“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孝文帝闻言倍感鼓舞，遂大张旗鼓准备“南征”，为迁都创造条件。

孝文帝借“南征”完成迁都之举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当时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坐下再不起来，随行大臣同样精疲力竭，叫苦不迭。可是，孝文帝却一身戎装，执鞭催马，指麾向南，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师的架式。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马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停止“南伐”。孝文帝不为所动，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说罢，又策马跃出人群。这时，安定王拓跋休等人又哭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伐，那么就索性将国都迁徙到这里，“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不等大臣们有所反应，孝文帝又说道：“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在场大臣大多不乐意迁都，但更不愿南征，情急之下，别无选择，只好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不再南征的决定作出之后，群臣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自己导演的活剧中顺利实现了。
接着，孝文帝委派李冲等营建洛阳，又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在那里的贵族大臣传达迁都的决定。留守百官闻此信息都十分震惊，他们留恋故土，不愿南迁，拓跋澄苦口婆心对他们作说明和说服工作，终于平息了他们的情绪。次年二月，孝文帝又颁发诏书，向全国通告迁都事宜。同时，他回到平城，亲自劝说鲜卑贵族搬迁到新都去。不久，北魏朝廷正式迁都洛阳，先后有100万人从平城迁徙到了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至此取得了完全的实现。

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土地制度的不同：

（1）背景：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显著提高，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孝文帝改革：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百姓流亡，存在大量荒地，同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学会汉族的农耕生活。
（2）内容：
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
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规定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不得买卖。
（3）实质：
商鞅变法：实质是推行土地私有制；
孝文帝改革：实质是推行土地国有制。

北魏孝文帝改革：

一、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创建新制，主要措施有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
第二阶段改革重点是汉化政策，主要措施是迁都洛阳和移风易俗。
二、主要内容：
即制度的创新、迁都和移风易俗。
俸禄制使北魏吏治好转，为各项制度建立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均田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租调赋税制度一起构成了北魏政权的经济基础，从经济上保证了俸禄制的继续推行，同时也为三长制的实行提供了客观要求，而三长制的实行又保证了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总之，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孝文帝假“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的策略性，利用迁都避开了保守势力雄厚的旧都平城，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同时，加强了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系，为巩固改革成果和进一步推行深层次改革奠定了基础。他还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地区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切体现了一代帝王的远大抱负和雄才大略，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改革家。
三、成功：
1、成功的原因：
①改革顺应了时代潮流；
②符合民族融合趋势和各族人民的愿望；
③符合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
④孝文帝的胆略和卓越见识，冲破阻力，毅然改革。
2、认识：
①先进必然战胜落后；
②改革必须符合历史潮流、顺应民意；
③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
④民族融合与孝文帝改革互为因果关系的。
3、评价：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为国家结束分裂、走向统一和封建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孝文帝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