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并于1903年设立商部，奖励工商。由此，社会上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涌现出张誉、荣宗敬、荣德生等一批实业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路矿利权，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引发了振兴实业的热潮。从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据统计，1895-1913年，全国新建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549家。1894-1913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为15%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原因：
①根本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
②直接原因：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③“实业救国”爱国思潮的推动。
2、时间：
甲午战争以后（19世纪末）
3、表现：
①商办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
②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
4、企业：
江苏南通：张謇大生纱厂； 
江苏无锡：荣宗敬、荣德生保兴面粉（“面粉大王”及“纺织大王”）； 
河北唐山：周学熙新洋灰公司； 
山西：刘懋赏、冯济川保晋矿务公司；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内地很少，绝大部分是轻工业，如缫丝、纺纱以及其他日用品工业，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则很少。
5、影响：
初步发展的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因社会朱曾有过的新的生产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新气息。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服装：

1、鸦片战争前后“窄袖革履”的西式服饰传入中国，民间效仿之风兴起。长袍马褂与西服革履并行不悖，成为近代社会特有的景观。
2、民国期间，政府仿照西方各国，颁布了男女礼服的形制。
3、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传统服饰，而是促成中国服饰的改良。中山装和旗袍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断发”与不缠足运动：

1、1910年，清政府颁布准许臣民自由剪发的法令；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结辫陋习革除。
2、不缠足运动先于“断发”。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在广州正式成立“不缠足会”，并不断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件，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近代以来服饰变化的原因、表现及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是服饰变化的根本原因，观念的变化是服饰变化的直接推动力。
（1）在古代，服饰和阶级、身份紧密相联，有着繁复的制度和规定。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先进纺织技术的传入，冲击了传统家庭手工业；同时，社会结构随之产生变动，旧的等级秩序受到冲击，西方文化、生活方式推动着个性的解放,首先体现在穿着上摆脱旧的规定的束缚。
（2）近代服饰的变化伴随着政体的演变：近代服饰的历史性变革主要表现在民间服饰尤其是民间男子服饰上。清代传统的民间男子服饰是“长袍马褂”，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式服装及其穿着形式传入，并以口岸城市为中心向其他地区传播。中国留美幼童通过与学监的斗争，开始改穿西装，并发生了剪辫之举，揭开了近代中国社会“断发易服”运动的序幕。20世纪初，由于民主革命的兴起，学生群体中剪辫易服的呼声就更加高涨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民国政府彻底否定了满族服饰，提倡“剪辫易服”，西式服饰一时成为社会上较为流行的服饰。
（3）中山装与旗袍是中西服饰融合的产物，利用传统服饰,融合中西美学标准，反映了中国民众审美观念在服装方面的变化。
（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山装、人民装、列宁装迅速取代西装、旗袍，成为共和国初期的主要服装样式，它们与当时追求进步、保持革命激情的社会政治思潮有紧密联系。
（5）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大发展，中国服装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渐与国际接轨。
近代以来服饰的变化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民主化的趋势，是中国从中古社会迈向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对服饰的需求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刺激了生产力的大发展。

康有为断发易服的奏折：

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

孙中山关于剪辫子的论述：

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迫我们做成的，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种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地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

社交礼仪：

1、跪拜礼→握手、鞠躬；
2、称呼：“老爷”“大人”→“先生”“同志”；
3、婚丧仪式：铺张繁琐愚昧→简洁文明。

“断发”与不缠足运动：

1、1910年，清政府颁布准许臣民自由剪发的法令；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结辫陋习革除。
2、不缠足运动先于“断发”。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在广州正式成立“不缠足会”，并不断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件，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五四时期人们关于婚姻自由的看法：

五四时人认为，婚姻自由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恋爱自由：
恋爱是“男女结婚的中心要素”，“必定先有恋爱，方可结为夫妇，必定彼此永久恋爱，方可为永久的夫妇”。
(2)婚姻自主：
婚姻主体对主婚权的把握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关键。他们强调婚姻要“完全凭着男女两人自由的意志，互相结合”。
(3)离婚自由：
“在现社会内，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一样很重要……如果不同时鼓吹自由离婚，那就这自由婚制也成了锁镣”，因此，“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并行齐进”。
(4)再嫁自由：
认为寡妇再嫁问题，完全是“一个个人问题”，要按本人的意愿去办，万不能“为了褒奖条例，为了贞节牌坊”，而断了再嫁的念头。强调婚姻缔结当事人的权利，强调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强调夫妇双方在自由同意基础上的婚姻的道德性，无疑是切中封建婚姻的实质，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有力冲击。 

黄遵宪劝止缠足：

1897年10月，梁启超应邀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在当地提倡不缠足，按察使黄遵宪马上予以支持。黄遵宪首先列名不缠足活动发起人，接着亲撰布告，劝告人民不要缠足：“天地生人，本无生女悲惨之意，父母爱子，时仅生疾毁伤之忧。故圆颅方趾，麻木偏枯则为疾，属毛离里，疾痛弱化之谓慈。自薄俗流传，公理蒙晦，求工纤趾，肆彼忍心，毒螯千年，波靡四域，肢体因而脆弱，民气以之凋残，几使天下有识者伤心，贻后世无穷之唾骂。 ──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新式婚姻日渐增多 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

废止缠足运动：

早在清末，废止缠足的天足运动就已经展开。天足，即天然之足，清朝末年发生的反对缠足、崇尚天足的天足运动是由一批维新志士发动起来的。
早在1883年（光绪九年）康有为就在老家广东南海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康广仁又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足。成立之初，会员便达万人以上。与此相呼应，在广州附近的顺德也创立了戒缠足会。另一位著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积极从事反对缠足的活动，并致力于从事反对缠足的宣传工作。
1898年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专门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痛陈缠足之害。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的反缠足运动告一段落。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了反缠足运动中。
进入民国，天足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政府已经把放足和禁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民国建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国民政府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政府对缠足的劝禁工作从未停止。到了抗日战争前夕，尽管这一陋习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禁绝，但杜绝这一陋习基本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原因：

（1）从政治上来看，有外在与内在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使国门大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主动地融入世界，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大变化。
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新兴进步力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上三次历史性巨变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旧的风俗习惯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精神生活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被取缔，呈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小。
（2）从生产力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新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火车、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影、轮船、打字机以及现在高科技领域的许多成果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
石油的发现和汽车、火车、轮船的普及则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重视科技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后制定了三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如第三个远景规划拟在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等几个最主要的高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从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角度来看，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对人们思想观念、衣食住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工业文明对我国全方位的冲击造成的，实质上体现了西方生活方式、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追求自由、民主、富裕的结果，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阵痛。
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新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