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1、积弱局面的形成：
（1）集中军权：
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危险。因此，首先收夺军权。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在酒筵上用允许将领们兼并田宅传给子孙的办法，示意将领们释去军权，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次日，曾经帮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皆称病自请解除军职。此为“杯酒释兵权”。之后，又废除了过去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把禁军的领兵机构析而为三，以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掌禁军，合称“三衙”。三衙地位平行，互不统属，形成鼎立。三衙的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也叫“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以资历浅、名位低、易于驾驭的人任其职。宋初制军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为了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宋又因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和招募、训练、供给等事宜。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使二者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北宋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将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或将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定期调动到他地移屯就粮。军队驻守地时常更换，而统兵将领由中央任命，也不固定。如遇征战，多由皇帝临时命将。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这虽然可防止兵与将领结合以反抗中央，但却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且士兵经常往来于道路，训练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
（2）集中行政权：
宋代以前，宰相握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在建国之初，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通过新设的机构──政事堂、枢密院和三司，削弱宰相的权力。宋设“中书门下省”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设于内庭，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的地方)，是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为宰相，官衔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又另设副宰相“参知政事”，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使宰相不能专权。宋初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对掌大政”，号称“二府”。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枢密副使。
（3）集中财政权：
北宋设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度支(掌财政收支和漕运)、盐铁(掌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户部(掌户籍、财赋和专卖)，掌管全国财政。长官是三司使，亦称“计相”。另设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专权。在民、军、财三权分立中，三者不相统属，分别向皇帝奏报，一切由皇帝裁决，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4）负面影响：
①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②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
③军费开支高涨。空前强化的蝗专权虽然加强了封建统治，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政治上造成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行政效率低下；
军事上，高级将领受制太多，不能根据战场情况作出决断。同时，对宋代皇帝而言，权力集中的深层含义是确保自己的统治，因此，为了保住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一切，包括国家利益，因此，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常常表现得患得患失，非常软弱。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兵20万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威胁宋都城开封。动摇的宋真宗在主战派拥戴下勉强到达澶州，宋军士气高涨。辽在澶州初战不利，加上长驱深入有后顾之忧，辽萧太后乃有退兵之意。双方于当年十二月约定：
(一)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尊辽萧太后为叔母；
(二)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
(三)双方罢战撤兵，宋、辽以白沟河为界。由于澶州古称澶渊郡，故称此和议为“澶渊之盟”。
2、积贫局面的形成：三冗——冗兵、冗官、冗费
（1）冗兵：
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2）冗官：
其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一官三人共之。其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1000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其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宰相、枢密使的正俸，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单以三百六十万文计算，等于北宋中期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
（3）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也使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的原因：

（1）统治集团危机四伏：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
（2）宋仁宗拒纳《言事书》：
面对统治集团的危机，富有革新精神的王安石给宋仁宗呈送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提出了变法主张，但没被采纳。
（3）宋神宗即位决定起用王安石：
1068年，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决定起用王安石。

王安石的变法设想：

《言事书》的变法主张及设想
《言事书》（《万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1)朝廷面临内忧外患，财力穷困、风气日坏、法度不合先前三代之政，说明变法是事势要求；
(2)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改革所以失败，在于人才不足，而真正合乎皇帝信赖的几乎没有；
(3)当务之急在于培养有用的人才，这就要选择对象，而且要有一整套的教养之道，养廉之法，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考察、赏罚的办法；
(4)当今不能泛泛而学，需要根据国家的要求来培养文武兼能、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
(5)善于治理财政的，从未以开支不足为问题，主要应通其变，治财要有正确方法；
(6)当前朝政的严重问题是从中枢到地方都是奸吏充斥、狼狈为奸、官官相护、贤者受法律束缚而不肖者逍遥法外的情形必须改变，关键在于得到优秀人才放手使用。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标志：

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更为全面的改革。

富国之法：

1、目的：改变积贫的局面，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发展生产。
2、内容：
①青苗法：
宋仁宗时，陕西百姓缺少粮、钱，转运使李参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②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此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
③募役法（免役法）：
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④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⑤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此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⑥均输法：
主要内容有：要求发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必须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节省货款和转运费。另外，还赋予发运使一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斟酌某时某地的具体情况适当地采取一些权宜措施。这就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3、作用：
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强兵之法：

1、目的：改变积弱的局面，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
2、内容：
①保甲法：
熙宁三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住户，不论主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以住户中最有财力和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同保人户互相监察。农闲时集中训练武艺，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及节省军费。
②保马法：
规定百姓可自愿申请养马，每户一匹，富户两匹，由政府拨给官马或给钱自购。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马病死则要赔偿。
③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100多将，每将置正副将各1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凡实行将兵法的地方，州县不得干预军政。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
④设军器监：
政府下令设置军器监，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从此，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3、作用：
节省了政府开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加武器装备。

王安石变法的命运：

1、保守派反对变法，对变法百般阻挠和破坏；
2、王安石提出“三不足”的思想，坚持变法：
（1）目的：驳斥保守派以“天变降罚”作舆论武器，破坏变法。
（2）内容：“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3）意义：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智慧能力和勇气。
3、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的变化：
作为最高统治者，宋神宗态度的动摇不定，使变法的过程更加艰难和曲折。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支持王安石，变法顺利进行──态度动摇，1074年王安石辞职──1075年，恢复王安石职务，继续变法──和王安石意见不一，1076年王安石再次辞职，法令陆续废止，王安石退居江宁至死。
4、司马光当宰相，废除新法。

变法派与保守派：

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对立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始终存在变与不变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变法派与传统派（反变法派）的激烈对立，并进而形成了党派之争。
从地域上讲，改革派大多来自南方。在我们选取的16位改革派（神宗除外）中，竟有13位是南方人，将近80%。这一方面证明了宋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事实，随之而来的是南方籍官员在朝廷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南方人士在思想观念方面较北方开明，南方人士较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传统保守派中，北方士人的比例大大加强，差不多要占到50%，这也决不是偶然现象。河南、河北、山西等地都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是宋代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士大夫们不太容易受新观念的影响，他们对思维活跃的南方士人是既嫉妒又鄙视，因此，他们很容易结成联盟反对南方士人为核心的变法派。尽管宋神宗和王安石对他们过于保守的态度十分不满，但非常尊敬他们，并没有因为反对而把他们清扫出门，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神宗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帝王，他没有被太祖圣训所束缚，对南北士人是一视同仁的。
从年龄上讲，两派有明显的差别。以熙宁四年（1070年）为计算标准，变法派16人（吕嘉问、王子韶除外）的平均年龄为40.9岁，传统派19人的平均年龄为56.5岁，两派年龄差为15.6岁。这一点尽管说明不了大问题，但它表明，人在年富力强的阶段，易于充满进取和冒险精神，不甘心被传统所束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守成心态渐强，乐于维持而不愿意变革，追求那种“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的理想。宋神宗此时正是20多岁的小伙子，年轻气盛，欲有所作为而大量引用年轻人是不难理解的。
从任职上看，改革派多在京师且身居要职，掌握了朝廷行政、人事、监察、财政等大权，这是改革的需要，否则改革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传统派则不同，他们很多原为前朝重臣，熙宁初年一般都在朝廷任职，而随着变法的深入进行，他们越来越不合时宜，大多都被贬到地方任职。这些资历颇深的官员离开京城，对变法的加速进行无疑是有好处的；但他们遍布各地，掌握地方大权，却无形中又成为变法实施的阻力。这是一对矛盾，但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因为他们既要全力支持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又不能对这批老重臣采取过分严厉的措施。
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两派的斗争延续了30多年，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过程中，尽管变法派往往只占朝廷官员中的少数，但由于神宗是一位坚定的变法派，他基本上站在变法派的立场上，因此变法始终是向变法派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派基本处于不利的位置。

王安石变法概述：

1、背景：
（1）北宋中期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2）民族矛盾激化，辽、西夏威胁；
（3）宋初空前强化君主专制集权，出现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积贫积弱局面；
（4）庆历新政失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改革呼声强烈，宋神宗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变法。
2、性质：
王安石变法是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是社会改良性质的改革。
3、历史地位：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但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注定改革必然失败。
4、积极作用：
（1）在经济方面，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抑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2）在军队方面，节省了军费开支，同时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有效的解决了冗兵的问题。
（3）在文化方面，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利于思想解放，培养了大批学以致用的人才。
（4）王安石变法使得宋朝的国力由弱转强，一度扭转了统治危机，积贫积弱局面有所改变，短期内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5、局限性：
（1）变法没有触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它不可能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的危机。
（2）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负担依然沉重。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1、原因：
（1）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阻挠和破坏。（这是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2）宋神宗在变法后期的动摇。
（3）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废除了新法。
（4）在变法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2、启示：
（1）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2）改革是革除社会弊政，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
（3）改革必然涉及到某些人的特权和私利，因而会有阻力，甚至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因此，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行动要坚决彻底，要注意用人。

王安石的用人与变法失败的关系：

在学问、道德与人品方面，王安石都是一流人物，在这一点上，连他的政治夙敌也不得不肃然起敬。但他的变法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原因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一批有才无德的“小人”成为王安石的最得力助手，导致变法在执行时走样，不得人心。
被称为“护法善神”的吕惠卿是一个极有政治天赋的人物，王安石曾对他称赞不已。熙宁初年王安石初为参知政事时，曾对宋神宗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从新法的实行过程来看，安石此话不假，如果没有吕惠卿的坚决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工作不会那么顺利。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吕惠卿的弱点同样非常突出，这就是他的私心太重，心胸狭小。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这种自私的秉性暴露无遗，具体表现在：第一，为达到取代王安石的目的，大说王安石的坏话，损坏王安石的名声；第二，排挤曾与自己共同主持新法的同僚，对此，沈括、韩绛等人很有意见；第三，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及亲朋好友，如其弟吕升卿、吕和卿、妻弟方希觉等人，在吕惠卿政务期间迅速得到提升；第四，谋取私利，大肆置办田产。
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邓绾，也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他有句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其为人。但就是这种人，却一直得到王安石的提拔。邓绾依靠高超的献媚术，迅速升到御史中丞、龙图阁侍制的高位。他利用言官的弹劾权，确实为王安石帮了不少忙。但他人品太差，见风使舵，谁有用就歌颂谁，谁无用就贬损谁。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他见吕惠卿有代王安石的可能，于是跟在吕惠卿的后面说王安石的坏话，俨然成为吕惠卿的忠实信徒。王安石复职后，邓绾又极力掩盖自己的行为，故意拉开与吕惠卿的距离，甚至又说起吕惠卿的坏话，“奋力”揭发吕惠卿私置田产等不法行为。邓绾的露骨做法不仅使宋神宗很生气，连王安石也觉得此人太没有原则性。宋神宗厌恶其为人，亲自下令罢免了邓绾的官职。不久以后，王安石便辞职，结束了他的变法生涯。
在识人用人方面，王安石相当的书呆子气，他自己是君子，往往就认为他周围的人也是君子，他的这一缺点对变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变法期间，由王安石提拔的一大批新锐官员都被人们视为“小人”。在王安石罢相前后，宋神宗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王安石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退居江宁养老时，才逐渐对此有所认识，但那时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