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改良思潮：

1、维新派的出现：19世纪70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同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程逐渐深入有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改革内政的主张。洋务运动期间派出国的留学生和外交使节回国后，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它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向西方寻找真理，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富强起来。同时这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反映。这些人成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2、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
3、思想主张：
（1）经济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通过“商战”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竞争；
（2）政治上，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从政治上保障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
王韬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类型，他认为君民共主最优越。
郑观应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4、影响：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起承上启下作用。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明显地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它不仅比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与洋务派划清了界线，同时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郑观应：

1842—1922，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待鹤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92年后，由盛宣怀保举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他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又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多种。作为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郑观应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力主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改革科举，提倡西学，广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郑观应务实求真，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还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

王韬：

1828—1897，近代中国著名洋务思想家、政论家、报人、文学家。初名利宾，字兰卿，入县学后改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潜，一字子潜、紫诠，自号天南遁叟，晚年称弢园老民等。1847年，王韬迫于生计接受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任编辑，由此改变了王韬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观念。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王韬十分关心时事，不断地抨击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不断抨击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1862年2月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久，王韬的上书被清军获得，清朝官员指控王韬有通太平军之嫌，派兵捉拿。当年10月逃至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王韬翻译《尚书》《诗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还游历了英、法等国，使他大开眼界，深感中国的落后与差距。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专门到伦敦英国议会参观，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亲自撰写文章，评论时政，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率先喊出“振兴中国”、“变法自强”的口号。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他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重民》（上、中、下）、《洋务》（上、下）、《尚简》、《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纲领、方案。王韬强调要在变法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科举取士和教育制度。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1893年，经陆皓东介绍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识，对孙中山的变法主张大加赞赏，并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润色。1897年，“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变法自强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享年70岁。

维新派：

早期维新派：开始超越“中体西用”的界限，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认为西方国家的“君民共主”制度最好，说明早期的维新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政治思想。维新派：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有了明显深化，作为这方面代表人物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羡慕和学习，而且打算进一步付诸实践，呼吁实行“变政”。但是，他们所宣传和主张的依然是实行君主立宪制。活动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之一。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因受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而得名。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积极从事变法的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先后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建立强学会、时务学堂、南学会。

洋务派、顽固派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

不要认为他们是水火不相容，其实在根本问题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在维护封建统治、抵抗侵略方面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在维护统治的手段和方法上，抵抗派和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维护统治，而顽固派因循守旧，仇视一切外洋之物，主张用封建传统的办法来维护统治。
洋务派是对抵抗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侧重点有所不同，抵抗派的主要目的是“制夷”（抵抗侵略），洋务派的主要目的是“自强”（镇压人民革命）。

维新派与洋务派：

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洋务派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实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教育制度，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向西方学什么”。
两派主张不同的根源在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洋务派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维新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目的不同，洋务派是巩固清朝的腐朽统治，维新派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
性质不同，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内在联系：都是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新思想的产物；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一部分人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形成早期维新派。

维新思想：

1、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传入，是早期维新思想的来源。为维新变法思想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局限性：一是没有完整的理论；二是没有付诸行动。 
2、资产阶级维新派：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P78~80）为首的维新派开始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来评判中国，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

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态度：  

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挽救民族危亡，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上层，主张借鉴日俄经验，变法维新，兴民权、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

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比洋务派的思想大大进步了，并从洋务派思想中分离出来。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他们的这些观点虽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期维新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到了90年代，把这一套理论付诸于行动并进一步加以发展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派已经表示了对科学技术的赞成。稍后些的早期维新派及戊戌维新派则意识到洋务派片面提倡科学而拒绝西方近代民主的弊病，在提倡西学的同时，提出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政治改革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