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财产等级制度：

1、目的：打破贵族的世袭特权；
2、原则：财产的多少；
3、方法：公民每年的总收入折合成农产品计算财产，按财产的多少划分四个等级。

改革权力机构，建立“四百人会议” ：

1、目的：进一步打破贵族的专权
2、措施：
（1）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公民大会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职权有有权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有权利选举国家公职人员。梭伦改革的最大进步之处就在于将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扩大到了包含第四等级在内的所有公民，这就打破了公民大会做为贵族政治的附属品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广大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削弱了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是雅典政治民主的一大进步。
（2）组成“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即是雅典政治的进步表现，又是雅典民主政治局限性的集中体现。首先，参加“四百人会议”的成员只有雅典最初的四个部落；其次，第四等级公民和其他人如奴隶、外来人无权参加“四百人会议”；再次，“四百人会议”实际执掌最高统治权。所以，“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在雅典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打破了世袭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到政治管理中来。
（3）设立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
梭伦改革首创陪审法庭制度，这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措施，是公民“参与审判”权利的表现，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陪审法庭有审查任何诉讼案件、起诉已判决案件的权利。陪审员从各个等级的公民中抽签产生。这就打破了贵族对司法审判权的长期垄断。梭伦还废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制订了一些新的法律。在梭伦改革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民指责它不是用墨水所写，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都不得处以死刑。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这是古代雅典尊重人权的一个表现。
3、影响：
（1）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国家政权，中下层平民也取得一些民主权利；
（2）有限的津贴使农民手工业者无法经常参政，实质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

鼓励发展工商业：

1、目的：鼓励发展农工商业，扩大平民就业机会，壮大雅典城邦实力。
2、措施：
（1）农业：禁止粮食出口，抑制粮价；改进水渠灌溉系统，提倡种植经济作物；鼓励自给有余的橄榄油等经济作物出口。
（2）手工业：规定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吸引鼓励有技术的外国人迁居雅典。
（3）商业及其他：改革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倡导节俭，抑制奢侈浪费；惩罚游手好闲之徒。
3、影响：推动了雅典社会的发展。

梭伦改革基本特点：

梭伦改革的特点从目的上看，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从措施上看，很多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
从立场上看，对贵族和平民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但自身却站在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上；
从结果上看，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进程：

1、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2、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进一步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3、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伯利克里改革，标志着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梭伦改革中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公民群体；
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打破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以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这就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
恢复公民大会设立四百人会议与设立公民陪审法庭等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措施打破了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克里斯梯尼改革与伯利克里改革正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梭伦的方向推进改革，才使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梭伦改革之所以会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纪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致使雅典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当时，在政治上，贵族不仅占据了所有重要的国家官职，而且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平民则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由平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贵族还控制了城邦的经济命脉，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平民处境不断恶化，纷纷破产，无力还债的平民债务人及其家属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债权贵族交纳六分之五的收成作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属因债务或交不起地租而沦为债务奴隶。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断出现，并酝酿出公元前632年的“基伦暴动”。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当时的习惯法编订为成文法，限制贵族任意解释习惯法。然而，该法典仍然维护贵族既得利益，如允许债务奴役，对偷窃蔬菜水果者均处死刑等等，被后世称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其二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雅典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与外贸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逐渐形成。他们不满旧贵族的政治专权，要求参与城邦政治，并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一般住在沿海地区，被称为“海岸派”，他们不像“平原派”的旧贵族那样靠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奴役债务奴隶来牟利，而主要关注发展海外贸易，掠夺外邦奴隶与财产。
他们一方面对无法参与城邦政治强烈不满，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专权；
另一方面因经济上富有，也反对属于下层平民的“山地派”彻底改革的激进要求，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不过，在反对贵族专权上，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们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贵族施压，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梭伦登上政治舞台而发动改革。他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振兴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复为墨加拉侵占的萨拉米斯岛的斗争中，梭伦既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选为首席执政官，全面推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