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财产等级制度：

1、目的：打破贵族的世袭特权；
2、原则：财产的多少；
3、方法：公民每年的总收入折合成农产品计算财产，按财产的多少划分四个等级。

改革权力机构，建立“四百人会议” ：

1、目的：进一步打破贵族的专权
2、措施：
（1）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公民大会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职权有有权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有权利选举国家公职人员。梭伦改革的最大进步之处就在于将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扩大到了包含第四等级在内的所有公民，这就打破了公民大会做为贵族政治的附属品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广大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削弱了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是雅典政治民主的一大进步。
（2）组成“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即是雅典政治的进步表现，又是雅典民主政治局限性的集中体现。首先，参加“四百人会议”的成员只有雅典最初的四个部落；其次，第四等级公民和其他人如奴隶、外来人无权参加“四百人会议”；再次，“四百人会议”实际执掌最高统治权。所以，“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在雅典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打破了世袭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到政治管理中来。
（3）设立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
梭伦改革首创陪审法庭制度，这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措施，是公民“参与审判”权利的表现，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陪审法庭有审查任何诉讼案件、起诉已判决案件的权利。陪审员从各个等级的公民中抽签产生。这就打破了贵族对司法审判权的长期垄断。梭伦还废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制订了一些新的法律。在梭伦改革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民指责它不是用墨水所写，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都不得处以死刑。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这是古代雅典尊重人权的一个表现。
3、影响：
（1）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国家政权，中下层平民也取得一些民主权利；
（2）有限的津贴使农民手工业者无法经常参政，实质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

鼓励发展工商业：

1、目的：鼓励发展农工商业，扩大平民就业机会，壮大雅典城邦实力。
2、措施：
（1）农业：禁止粮食出口，抑制粮价；改进水渠灌溉系统，提倡种植经济作物；鼓励自给有余的橄榄油等经济作物出口。
（2）手工业：规定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吸引鼓励有技术的外国人迁居雅典。
（3）商业及其他：改革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倡导节俭，抑制奢侈浪费；惩罚游手好闲之徒。
3、影响：推动了雅典社会的发展。

梭伦改革的积极意义：

1、消灭了债务奴隶制，稳定了小农经济，确保了雅典公民经济上的独立，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
2、按财产划分社会等级的措施扩大了享有政治权力者的范围，通过权力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多的人享有政治权力。
3、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巩固了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
4、梭伦的政治改革完善了雅典的国家制度，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为民主政治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克利斯提尼改革：

1、时间：
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推行改革
2、主要内容：
①以10个新的地域部落代替旧的4个血缘部落；
②建立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
③设立十将军委员会；
④制定陶片放逐法，防止僭主政治。
3、作用：
以新的地域组织代替原始血缘组织；使所有公民有机会参加政治事务，使雅典牢固地确立了民主体制。

克里斯提尼及其改革：

克里斯提尼出身于雅典名门大族，公元前509年，他依靠平民驱逐斯巴达支持的贵族派代表萨洛拉。公元前508～前507年，出任执政官，推行改革。改革后，雅典以新的地域组织，代替了原始的血缘组织，一般认为，它标志着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他的改革使雅典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最高级的政治事务，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比梭伦的改革“要民主得多”。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
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糅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现在则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里斯提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2．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里斯提尼便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
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创新：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只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500成员按部落分为10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50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
3．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现在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
4．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梭伦改革基本特点：

梭伦改革的特点从目的上看，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从措施上看，很多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
从立场上看，对贵族和平民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但自身却站在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上；
从结果上看，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进程：

1、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2、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进一步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3、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伯利克里改革，标志着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梭伦改革中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公民群体；
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打破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以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这就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
恢复公民大会设立四百人会议与设立公民陪审法庭等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措施打破了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克里斯梯尼改革与伯利克里改革正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梭伦的方向推进改革，才使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梭伦改革之所以会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纪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致使雅典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当时，在政治上，贵族不仅占据了所有重要的国家官职，而且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平民则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由平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贵族还控制了城邦的经济命脉，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平民处境不断恶化，纷纷破产，无力还债的平民债务人及其家属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债权贵族交纳六分之五的收成作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属因债务或交不起地租而沦为债务奴隶。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断出现，并酝酿出公元前632年的“基伦暴动”。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当时的习惯法编订为成文法，限制贵族任意解释习惯法。然而，该法典仍然维护贵族既得利益，如允许债务奴役，对偷窃蔬菜水果者均处死刑等等，被后世称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其二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雅典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与外贸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逐渐形成。他们不满旧贵族的政治专权，要求参与城邦政治，并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一般住在沿海地区，被称为“海岸派”，他们不像“平原派”的旧贵族那样靠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奴役债务奴隶来牟利，而主要关注发展海外贸易，掠夺外邦奴隶与财产。
他们一方面对无法参与城邦政治强烈不满，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专权；
另一方面因经济上富有，也反对属于下层平民的“山地派”彻底改革的激进要求，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不过，在反对贵族专权上，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们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贵族施压，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梭伦登上政治舞台而发动改革。他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振兴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复为墨加拉侵占的萨拉米斯岛的斗争中，梭伦既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选为首席执政官，全面推行改革。

经济——富国：

（1）目的：以农求富，增强经济实力；
（2）措施：
①废井田，开阡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的灌溉渠道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②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③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关于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本义探讨：

“为田开阡陌封疆”是商鞅变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对它的基本含义，自古至今就有较大的争论，占主流的意见是：废除旧的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并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它的实施，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在秦国得到确立。
但是这种说法早在古代就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开阡陌”实际上是“置阡陌”，不过，在他们眼里，商鞅变法还是起破坏井田制作用的，只是那叫做“隳经界，立阡陌”，变国家土地公有为个人土地私有。
现代不少学者沿着“置阡陌”的思路而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辨。田昌五等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开阡陌封疆只能解为设置阡陌封疆，而不能说成是掘掉井田的界。具体地说“为田开阡陌封疆”是指“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或十万顷的标准，以县为单位计算出土地总面积，除去山泽道路邑居，其余的耕地按良田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农民。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袁林《论商鞅田制》（载《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也认为，商鞅变法后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说法不能成立，而是完善严密的田界系统，设立阡、陌、阡道、陌道，使随意改为田界变得十分不易，既保证了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保证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军政——强兵：

（1）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制定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普遍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鞍变法时曾采用李悝的《法经》，并改法为律，颁行秦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修订，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律颁行各地。秦律中的刑罚有：
①死刑，主要有弃市和磔。
②肉刑，有斩足、宫、劓、黥等肢体刑。
③徒刑，将犯人拘禁起来，并使服苦役。
④迁刑，即将犯人流放边地。
⑤笞刑，即鞭笞之刑。
⑥赀罚，让罪人向官府交纳财物或提供劳役以达到惩罚的目的。
商鞅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当时法家认为侠以武犯禁，儒以文害法，似乎儒家的东西都是蛊惑人心的东西，所以为了明法令，它就要烧掉诗书，以法为令，以吏为师。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6）改革旧习俗：
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郡县制：

郡县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得到全面发展成熟的地方行政制度。它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当时晋、楚等国在开拓疆土之后，开始在边境地区设置“县”一级行政机构，后来，县作为一级行政机构逐渐由边地向内地推行，而在新的兼并地区，则改为置郡。郡县制的特征之一，是由国君直接委任官员进行管理，有利于集权，这是与以往世袭的封邑制有很大区别的。
战国时期，郡县制在各国得到普遍推行，成为一种强化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有效地方行政体制。战国时代郡的设置，继承春秋，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为了巩固边防，初期的郡一般多设于边地，其地位不若内地的县。但战国中叶后，边地得到开发，人口增多，郡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某些地区进而形成了郡辖县的现象，产生了郡、县两级行政体制。至于县的设置，在战国时代乃更为普遍。当时一般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有县，县往往是以某个城邑为中心，辖有该城与周围农村地区。郡县的长官郡守、县令，均由国君直接委任，并按时接受考核。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控制在国君的手中。这样一来，国君就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郡、县乃至乡、里的逐级统治系统，从而为君主中央专制集权提供了行政组织上的保障。由此可见，郡县制的确立，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二十等爵制：

二十等爵制，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军功爵禄制度。所谓“军功爵”，其实质含义便是奖励军功，鼓励杀敌求胜，它是新兴阶级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一项措施；同时，也是调整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途径。早在公元前493年，晋国赵简子戚地誓师即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这可以视为军功爵的滥觞。进入战国之后，军功爵在各国纷纷实行，如吴起在魏国就明确提倡对精锐材力之士“必加其爵列”。又如齐国的“技击”，斩敌一首“则赐赎锱金”，而魏国入选的“武卒”，也可以“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当时，在全面贯彻军功爵制方面最为彻底的，无疑当首推秦国。其标志就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创建和推广的“二十等爵制”。
“二十等爵制”是典型的战场奖赏法。一方面施行厚赏，另方面也厉行重罚。秦国的二十等爵制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相当于士的是：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相当于大夫的是：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相当于卿的是：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良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相当于诸侯的是：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通）侯。按照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特权。立了军功，爵位逐次递进；反之，有罪可以“夺爵”。如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名将白起因在攻打赵都城邯郸问题上，与秦昭王意见不合，而被剥夺了全部爵位，沦为兵士，“免武安君为士伍”。

富国强兵的秦国——变法的进步意义：

1、性质：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
商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富国强兵，客观上破除了奴隶制度及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
2、特点：
①改革最彻底；
②改革较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习俗等各个方面；
③持续时间最久：18年，两次颁布变法令；
④作用最显著：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壮大了实力，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3、意义：
（1）政治：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开始
商鞅变法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县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式建立起来，通过县的政权制度，全国政权、兵权逐渐集中到朝廷，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强化基层管理的户籍什伍制和连坐法强化了封建集权力量。
（2）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国力
秦处西戎，地旷人稀。开垦荒地是秦国发展农业生产的特点，商鞅采取措施奖励垦荒；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接着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土地私有制，这一切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秦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生机，扩大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增强军事力量，实现强兵目标打下了基础。教学时，注意给学生讲清经济基础的变化对上层建筑变化的作用。
（3）军事：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
商鞅针对当时兼并战争频繁的特点，颁布了奖励农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官爵晋升与斩敌首级，军功大小成正比。此法的实行，大长秦国杀敌立功之风。并严禁私斗，凡私斗者，按其情节轻重予以严厉的处罚，从而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达到强兵目的，极大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从此，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4）司法：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严惩了守旧势力。

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

经济上：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为秦国农业生产带来生机。
政治上：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
军事上：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总之，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变法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秦的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宗教改革与社会变革：

1、宗教改革的主要派别和实质：
（1）主要派别及传播地区：
①路德教派→德意志北部和东北部→北欧（瑞典、丹麦、挪威）、美国
②加尔文派→瑞士→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地
③英国国教（又称安立甘宗或者圣公会）→英国（仍是封建教会）
（2）实质：
西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一场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尽管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的起因和方式、目的不一样，但都把矛头指向天主教会或者说罗马教廷的权威。宗教改革的实质是西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一场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为了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没收罗马教会的财产和土地，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廉价教会”。这是一个根本点，其产生的影响也与这一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2、宗教改革的历史作用：
（1）沉重打击了天主教在欧洲的神权统治，促进了欧洲民族意识的高涨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16世纪的这场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新教和天主教两派并立，永远结束了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摧毁了中世纪社会的典型特征──欧洲的基督教统一，削弱了中世纪社会的主要制度──基督教会，使中世纪走向了终点。
（2）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促进了西欧各国的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伴随着宗教统治模式的瓦解，近代民族意识开始真正觉醒，民族国家迅速成长起来。神性与人性、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融合，确立了人性的尊严和精神的自主性，激发了人们恪守天职，勤俭生活，努力工作，追求成功的世俗热情，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宗教改革使人们放弃了中世纪统一教义的愿望，人们的思想由此得到解放，获得了独立思考的自由，科学和自由的思想才能成长起来，从而造成理性真正的勃兴，科学和哲学突飞猛进。一个以人为主体，以自然为对象的理性主义时代在欧洲崛起。
（3）封建主义精神支柱的动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准备。
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后被称为“清教”，因此，教徒又被称为“清教徒”。在清教的旗帜下，集合起一切反对封建制度的人们。作为反封建的斗争的思想武器，清教起到了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的作用，因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清教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
3、存在的问题及前景：
存在问题：宗教迫害和宗教纷争愈演愈烈。
前景：实现宗教宽容，要走的路还很长。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TheReformation)是指基督宗教在16世纪至17世纪进行的一次改革，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改革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加尔文及慈运理等人，以及发展出来的新教教派。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结束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

宗教改革的地位与影响：

是一场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的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教会的早期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其结果是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科学和自由的思想成长起来，促进了西欧各国的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它打击了西欧的封建势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它动摇封建主义精神支柱的天主教会，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广泛传播，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准备。

欧洲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与洋务运动比较：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1、巩固政权：
穆罕默德·阿里颁布法令，没收了一些不向政府纳税的包税人土地，马木路克不服，发动叛乱，穆罕默德趁机歼灭了残余的马木路克，从此，统治埃及几百年的马木路克从埃及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后来，他颁布法令，规定宗教地产不再享有免税权，宗教长老阶层对宗教地产改革不满，穆罕默德?阿里联合人民，打击长老阶层，埃及长老的势力由此削弱，从而，巩固了政权。
2、主要措施：
农业：兴修水利、推广改良农具、引种新的农作物品种。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各地农作物种植品种和面积，重要的经济作物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向贫苦农民提供种子、牲畜、农具和贷款。
工业：限制私营手工业生产，发展官办工厂，引进西欧国家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重点发展军事工业，同时创办民用工业。
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日益繁荣。
3、对外扩张的经过：
阿里对外扩张前后30年，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31年）为前20年，阿里打着素丹的旗号对外扩张，先后出兵阿拉伯半岛、苏丹、希腊。
第二阶段（1831～1841年）为后10年，阿里直接与奥斯曼帝国交战，想取代宗主国的地位。
通过扩张埃及成为事实上的独立主权国，且成为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
4、历史意义：
结束了埃及长期的混乱状态，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推进了近代化、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农业、商业，建立了近代工厂，推动了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化繁荣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壮大了国力，使之成为维护独立主权的坚强后盾。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推迟了欧洲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埃及历史的进步。

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近代化）

1、原因：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推动俄国封建经济解体、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2、表现：
（1）农业：
①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
农民在法律上获得了人身自由，享有公民的权利；通过交纳赎金而得到了自己的土地，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在此可引用沙皇政府颁布的《俄国1861年改革法令》“农民这样地获得了一定数量土地为私有产品后，因为赎买了土地，他们就摆脱了对地主的义务，而成为拥有私产的完全自由的农民。”
②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增加：
据统计，1861年后的30年间，俄国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二。从经济结构来看，改革后，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80%左右的人口仍在村社的份地或地主的土地上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2/3的国民经济产值来自农业。
③农村社会分化加剧：
在农村，农民阶级一方面分化出少数富农，他们拥有优良的牲畜、农具和大量土地资金，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购买农民所出卖的份地，而且还买进地主所出售的庄园。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一大批破产的农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丧失了其他生产资料，沦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这些农村无产阶级和农奴制改革所造成的无地农民就形成了一支雇佣大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十九世纪末，根据全俄人口调查材料，俄国雇佣工人大约已有1千万。
④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农民的分化促进地主经济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农民破产后，由于失掉了马匹和农具，不能再为地主服工役了，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80年代末，欧俄（俄国欧洲部分）43个农业省份中，有19个省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了。农民的分化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农村和市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工业：
①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和扩大的市场；
②政府扶植工业的发展；
③机器生产占统治地位；
④工业部门增加：
如纺织、钢铁和煤炭等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石油、机器制造等新的工业部门迅速崛起；
火车和轮船等新型交通工具发挥重要作用。1865～1895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
3、问题：即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就总体而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较西欧、美国仍然落后：
俄国不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主要通过政府部门推行的不均衡发展战略而使某些部门获得有限发展，于是工业经济的资源配置处于人为的扭曲状态，数量扩大和速度提高的背后是经济效益的低下，所以，俄国的工业发展存在严重的弊端。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没有占绝对优势。
（2）对外国资本尤其是法国资本依赖严重：
长期内部积累的缺乏，使俄国关于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十分明显。从19世纪70年代起，法国就向俄国大量投资，1887年法国借款5亿法郎给俄国，1888～1889年，俄国又在法国发行19亿法郎的公债；到1906年，俄国向法国借款已达79亿法郎之巨。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俄国，沙俄政府为弥补资金亏空而大借外债，一战前，俄国外债总额达40亿卢布。
（3）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
表现在一是教材所提到的工业发展布局的不平衡：
俄国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莫斯科等几个主要地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工业成分很少；二是工业部门发展的不平衡：俄国工业经济总体发展只能说是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但到20世纪初，俄国工业经济的某一生产领域甚至进入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三是企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在政府主导型工业经济政策下，俄国工业的发展较早出现最新的垄断资本，到20世纪初，5%的大企业仍然控制着俄国50%以上的工业经济生产，十几家大银行控制着全国约80%的资本。

俄国1861年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异同：

1、不同点：
（1）背景不同：
①俄国：
a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工业在俄国缓慢发展，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开始代替手工工场，而农奴制已成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
b农奴处境日益恶化，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贵族地主统治岌岌可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废除农奴制。
②日本：
a19世纪中期的日本，仍然是一个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国家，实际权力掌握在世袭的将军手里，天皇只是傀儡。农民生活悲惨，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b资本主义已有一定的发展，西南部大名和商人不满幕府统治，要求改变现状。武士的生活状况恶化，已由封建社会的支柱变为反幕府的力量。
c民族危机严重，遭到美、英、法、俄等国侵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内外因的结合促进了幕府危机的总爆发，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明治政府进行了改革。
（2）目的不同：俄国农奴制改革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防止人民革命运动，维护自己的统治，迫不得已而进行改革。而日本明治维新则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摆脱外来的压迫而进行改革。
2、相同点：
（1）时代相同：都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2）性质相同：都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3）结果相同：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改革都不彻底，两国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势力。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1）政治上，农奴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农奴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19世纪上半叶，俄国仍然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社会内部逐步发展起来。农奴制的存在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发展。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工厂中缺乏大量自由的劳动力；农奴收入微薄，购买力很低，使得工业发展缺乏广阔的国内市场。残酷的封建剥削激起广大农民的反抗，严重威胁着沙皇和贵族地主的统治。
（2）军事上，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是诱发俄国农奴制改革的直接因素。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农奴制落后和腐朽，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使一切矛盾表面化和尖锐化。而此时有些地主已经看到了农奴制不如资本主义更为有利可图，开始放弃自然经济，逐步转向商品经济。
（3）思想上，出现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统治的新思潮，是农奴制改革的社会因素。
1825青年军官发动了反对沙皇专制的和农奴制的起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失败了。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揭露和抨击消息专制和农奴制，要求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4）在内外交困形势下上台的亚力山大二世认识到惟有变革才能自救，他认为“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强制在俄国发起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农奴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亚历山大二世借助舆论和各个改革组织，积极推行变法。他于1861年俄历二月十九日，签署一系列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和宣言，史称“二一九法令”，又称“解放法令”。法令规定：
1、政治上：
农奴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地主不得买卖或干涉其生活；
2、经济上：
A农奴可得到一块份地，但其大小、肥瘠由地主决定；
B份地须高价赎买，未付清赎金前，农民仍须给地主服劳役，交代役金。
3、组织上：
加强村社制度，几个村社组成乡，均隶属地方政府委派的调停吏管理。时限安排上：规定赎买前另设两年的过渡期。内容充分体现了农奴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农奴制改革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表现：

1、进步性表现在：性质上为封建地主主持下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地位上实现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转变；作用上广大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利于工业革命的扩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促进了俄国农业乃至经济的发展　。
2、局限性表现在：农民很大程度上仍被束缚在土地上体现改革的不彻底性；“解放”后的农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呈现出掠夺性；改革后农民土地比原来还少，不足以维持生计，不得不重新再受地主的盘剥和奴役，有很大的欺骗性。

改革对俄国近代化的影响：

经济现代化：农奴制废除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劳动力、资金和市场，俄国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俄国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成分也得到增长。
政治近代化：在政治体制方面上作了比较深层的改革，建立了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构。在司法制度方面，参照西方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使政治上一向专制独裁的俄国也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气息。
军事近代化：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西方式的军事管理机构。
教育近代化：鼓励社会和私人办学，扩大大学自主权，允许引进西方书籍。
思想近代化：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统治方式开始传入俄国，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看到了差距，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

崛起为东方强国：

1、有利条件：
（1）国际：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忙于侵略分割中国；
（2）国内：明治维新消除了封建割据势力，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紧推行改革，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2、表现：
（1）经济上，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以钢铁和机器制造为代表的重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开始确立；
（2）军事上，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3）对外关系上，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

戊辰战争结束后，修改条约是摆在维新志士面前的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就等于“维新宏业”的另一半──民族独立尚未完成。明治政府决定通过外交途径，以修改条约的方式完成民族独立的任务。大致经过如下：
（1）1871年岩仓使团出使美欧，其任之一，就是与各缔约国进行预备谈判，以阐明日本政府在修约问题上的立场和愿望，并探索修约的具体途径。但他们此行屡遭挫折，最终放弃修约与预备谈判的任务，带着“内治优先”的思想回到日本。
（2）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情况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新变化。国内通过改革，国力增强；国际上对日缔约国的协同一致原则发生了破绽。这种新形势，给日本修约增强了迫切感，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大藏卿大隈重信提出在如果全面收回国权有困难，可否先收回税权的建议，1875年寺岛宗则外务卿根据国际关系上的新征兆，训令驻英、美、法、俄、德使节，就收回税权问题与驻国政府开始谈判。直到1878年7月25日，才与美签订《吉田、埃瓦茨条约》。而英、法、德三国，坚决拒绝日本的提议。后来，因为发生了哈特利事件和赫斯塔利亚事件，收回税权谈判不了了之。
（3）在收回税权谈判失败后，便改变外交战术，把修改条约的重点，从税权转移到法权，在税权问题上，只提修改海关税率。井上馨外务卿根据新战术，与各国重开谈判。这时期，井上馨开展“鹿鸣馆外交”，在和欧美列强进行了长达8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仍以失败告终。
（4）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出现新变化，英俄矛盾尖锐，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又给日本修约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隈重信接任外务卿后，决心在修约方面建功立勋。他采用“强硬政略”作为修约的基本方针。在交涉方法上，采取了分别与各国谈判的方式，以便利用英俄矛盾。谈判开始后英国对大隈方案不满，但美国、德国和俄国于1889年都先后在修改条约上签字。英国也不得不让步，在8月间与日本达成协议。但到10月，大隈被炸伤，修约谈判再次中止。
（5）1889年，山县有朋任首相，青木周藏任外相。山县确定的本届内阁的任务是：在务必完成修约的同时，推行向朝鲜扩张的政策。据此方针，青木提出《青木备忘录》，又经过三年多的谈判，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新约》，根据此约，日本大致摘掉了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不同结果的原因分析：

戊戌变法仅是昙花一现，而明治维新则具有里程碑意义。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有：
（1）二者所处的时代及所遇的外部阻力不同。明治维新时，资本主义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并且当时西方各大国皆忙于自己的事务，对日没有一致的政策，给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戊戌变法时，资本主义已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迫切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再加当时西方列强已形成宰割中国的同盟，所以招致列强的干涉。
（2）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明治维新前，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日本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且不断扩大，他们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迫切需要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戊戌变法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仅得到初步发展，力量薄弱。
（3）群众基础和改革的推动力量不同。明治维新前，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接连不断，幕府统治已摇摇欲坠，以中、小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为主体的改革力量也展开了积极的倒幕活动。而戊戌变法前，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宣传变法的仅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进行变革，必定失败。
（4）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弱不同。在幕藩体制下，大名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到幕末时，大名、将军因财政状况恶化而由封建社会的支柱转变为反幕府的力量。而中国的封建制存在时间长，力量强大，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后牢牢控制内政外交，所以，戊戌变法时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5）改革的进程不同。明治维新是在倒幕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的政权后发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政策能得到贯彻执行。而实行戊戌变法者不仅手中无实权，无兵权、无财权而且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进行，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踏上对外扩张之路：

1、对外扩张的野心：由来已久
（1）明治政权成立之初，天皇就宣称“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2）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军事实力不断壮大，侵略野心迅速膨胀，很快走上了侵略亚洲邻国的道路。
（3）“大陆政策”，它确定了日本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世界。
2、对外扩张的表现：
（1）对朝鲜的侵略：
①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内容：朝日建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向日本开放釜山等通商口岸；日本获得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特权。
影响：日本首先打开了朝鲜的门户，使朝鲜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②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使朝鲜由中国的藩属国变成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2）对中国的侵略：
①1879年吞并琉球，并改名为冲绳县；
②侵略台湾：1874年，日本借口有遇海难的琉球水手在台湾被杀，派军侵入台湾，遭台湾人民英勇抵抗；
③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日军占了八国联军总人数的大部分。

江华岛事件及江华条约的签订：

19世纪70年代的朝鲜内部政局不稳，给日本侵略以可乘之机。1875年5月25日，日本政府派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进行示威，接着又测量西海岸。9月20日，“云扬号”驶进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河口，然后派出小舰队，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防军立即开炮，击退入侵之敌。“云扬号”以报复为名，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史称此事件为江华岛事件。
1875年12月，日本政府任命黑田清隆和井上馨为特命全权正副办理大臣，率军舰六艘和3000军队，以追究江华岛事件责任为名，往朝鲜兴师问罪。太政大臣指令黑田等，此举要以强迫朝鲜政府签订开港通商条约作为江华岛事件的赔偿为主要任务。朝鲜政府在炮舰威胁下，完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1876年2月26日，在江华府签订了所谓的《日朝修好条约》亦称《江华条约》，主要内容是：
（1）首先载明“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保有平等之权”，意在否定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
（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港口，自由通商；
（3）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
（4）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等等。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典型的不平等条约，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复制品。《江华条约》是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但日本以后的侵略行径远远超出条约中的条款。

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和明治政权的性质：

1．运动的性质
①“革命”说：传统上，我国学术界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是一场不彻底的、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改革”说：郭宣霖在《日本明治维新性质问题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明治维新是一场变革的观点。樊元等人则明确提出：明治维新是与封建阶级妥协的资产阶级改革。万峰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明治维新过程中没有出现要求给予广大人民参政权利的运动。（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③“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说：蒋立峰认为，说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革”都不合适，前者只能包括1868年前后的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时期，后者只能概括明治政府前20余年的主要活动，两者都没有把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完整地包括进去。他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进一步、退两步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或称为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2．政权的性质
①“联合专政”说：这是一种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又分两种。一种认为明治政权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另一种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可以附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一类之中，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吕万和认为，把明治政权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提法含混不清，不能表达明治政权的本质，他认为明治政权是带封建性的特权大资产阶级专政。（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蒋立峰认为，“明治政府通过各项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到1890年前后已使以近代天皇制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政权转变为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政权，或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权、封建资产阶级政权。（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1、相同之处：
（1）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殖民地的危险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为摆脱困境而实施的变革。（2）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短时期内移植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从办军事工业入手，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
2、不同之处：
（1）虽然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但就其倡导者来说，是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下，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仍具有强烈的排外性，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虽有抵御外侮的要求，但却没有林则徐、魏源那样的反侵略决心。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仍寄希望于列强，在实践中必然执行一条对外妥协之道。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摧毁幕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使日本摆脱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思想的指导下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2）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与封建势力、外国资本相勾结的改良之路，必然失败。而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政策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较彻底地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

一、历史背景：
1、倒幕运动的成功为维新提供了政治保障。
2、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维新提供了物质基础。
3、幕府统治下，等级森严，社会矛盾尖锐
4、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日本落后于世界
5、西方列强侵入，日本民族危机统治危机加深。
二、基本内容：
1、“废藩置县”，府县由中央派官员进行管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建立。
2、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3、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4、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
5、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6、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生活习俗西化。
7、仿照欧美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
8、仿照欧美，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新式常备军。
9、1889颁布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但保留浓厚封建主义残余。
三、影响：
1、积极：
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由落后的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并在此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使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2、消极：
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的道路。

明治维新的断限和分期：

1、明治维新的断限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的断限存在1853～1877年说、1867～1868年说和1868～1873年说等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在明治维新的上限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即1853年佩里叩关，而对于明治维新的下限却存在分歧。
①“1911年说”：万峰认为，大体上自1869～1911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终完成，这也是明治维新的下限。（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1894年说”：吕万和在《日英新约的签定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后来他又在《简论明治维新》一文中阐述了理由。（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1889年说”：汪森认为，到了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已经完成了把日本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武安隆等人认为，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和明治维新运动的基本结束；王继麟也认为，从民主性和民族性角度考虑，明治维新只能划到1890年前后，因为此时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已经确立，国内基本矛盾和对外基本矛盾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2、明治维新的分期
①“两阶段”说：万峰认为，从佩里叩关到1868年为第一阶段，1869～1911年是明治维新的第二阶段，即资产阶级改革阶段。（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从佩里来日到废藩置县为第一阶段，从1875年至1890年宪法颁布为第二阶段，即自由民主运动阶段，“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是在第二阶段提出来的。（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②“三阶段”说：蒋立峰认为，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准备阶段、革命阶段和改革阶段等三阶段。（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倒幕运动成功的原因：

万峰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分析了倒幕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国内方面，倒幕派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倒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国际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使列强无力顾及日本，客观了支持了日本的倒幕运动，同时，西方列强也力图使日本成为其远东的“前哨”，从而使日本倒幕运动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
李家桂、许永璋著文分析了倒幕运动成功的五个原因：
1．幕府的垮台在19世纪中期是大势所趋。因为当时广大人民同幕府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扫除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摆脱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改变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维护民族独立等等，都要求推翻幕府的统治，实行变革。
2．人民群众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3．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起了领导作用。
4．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的得当。倒幕派打出“尊王”的旗帜，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5．国际环境有利。伊文成著文认为，明治维新前的革命形势，既表现在倒幕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又表现在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日趋高涨，而且后者一直是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动力。

戊戌变法：

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一成一败的原因：

（1）国际环境：
日本：当时列强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打开市场、倾销商品为主要目的，且列强在亚洲正集中主要精力侵略中国。
中国：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输出资本、瓜分世界的要求日益增长，在中国，列强掀起了瓜分狂潮，不会允许中国走上自强之路。
（2）国内环境：
日本：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充分。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达到顶峰、顽固势力异常强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3）思想文化：
日本：知识分子容易吸收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西方学说普及早。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比较难接受新鲜事物。
（4）领导力量：
日本：倒幕派掌握实权，得到人民的拥护，部分大名支持，建立倒幕基地。
中国：维新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不敢发动群众，维新派力量小。
（5）改革途径：
日本：先有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成立了明治新政府，再有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较小。
中国：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顽固保守势力强大。
（6）改革措施：
日本：全面、系统，既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民主宪政的精神，又充分考虑到了日本的具体国情。
中国：虽然也有政治、经济、文教、军事方面的内容，但由于维新派的妥协退让，缺少民主宪政精神。且一些措施操之过急、全面出击，便利了顽固派的反扑。加之地方督抚持观望态度或阳奉阴违，变法法令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戊戌变法的背景：

（1）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机。
（2）清政府面临统治危机。
经济基础：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
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
思想基础：改良的维新思想的出现。
在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这也构成了戊戌变法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力量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阶级来源的新势力力量有限；
旧势力的阶级根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千年的历史，力量雄厚；
且朝廷中慈禧和光绪帝是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
悬殊的力量对比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新势力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发动群众，缺乏群众基础；
执行新政的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新政无法落实；
变法采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和自上而下的方式；
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等等。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的意义：

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变法的直接目的，爱国性；
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尝试，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和趋势
；变法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学说，抨击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文化，就是促进近代思想的启蒙，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